巴黎为什么没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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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毁坏或完全瘫痪巴黎所有的工业设施”-----8月14日,肖尔铁茨执掌巴黎指挥权后,最高统帅部第一道命令。 “我下令对巴黎进行瘫痪性破坏”-----8月15日,西线总司令部发给肖尔铁茨电报。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8月23日11:00,希特勒发给肖尔铁茨的密令 “破坏已始?”----8月25日,最高统帅部给肖尔铁茨的电报。未加密。 “巴黎烧了吗?----就在现在,巴黎烧了吗?”-----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军进入巴黎的消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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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或完全瘫痪巴黎所有的工业设施”-----8月14日,肖尔铁茨执掌巴黎指挥权后,最高统帅部第一道命令。

“我下令对巴黎进行瘫痪性破坏”-----8月15日,西线总司令部发给肖尔铁茨电报。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8月23日11:00,希特勒发给肖尔铁茨的密令

“破坏已始?”----8月25日,最高统帅部给肖尔铁茨的电报。未加密。

“巴黎烧了吗?----就在现在,巴黎烧了吗?”-----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军进入巴黎的消息,他砸着桌子大喊。

巴黎为什么没烧?

1

整个事情看来跟良心没有什么关系。

肖尔铁茨由元首亲自指定为巴黎城防司令,对1944年的德国来说,巴黎如果被攻克,下一站就是柏林。守卫已经征服四年的巴黎需要“一个以铁腕恢复纪律的人,毫不迟疑扑灭暴动的人。”

为第三帝国效忠十三年以来,肖尔铁茨被认为最适合这个角色,“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他是第一个攻进荷兰的德国军官,1940年5月14日,他找到一个牧师和一个杂货商到荷军防线去说服指挥员投降,两小时后,他们没找到人回来了,他命令攻击开始。荷兰人死亡718人,伤七万八千人,炮轰毁掉了鹿特丹市中心。

有个朋友问他进攻一个没有宣战的国家是否良心不安。

他的回答是一个疑问“为什么?”

2

也没人怀疑过他怕死。

他的胳膊上是克里木盾章,这是噬血的奖赏。

他之前三代人都是普鲁士军官人,出身名门贵族。他在萨克森军官学校受训,世世代代为德国军旗效力,妻子的父亲是军人,爷爷是将军,他肩膀上多两颗星是她的骄傲。

东线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战役中,他的团四千八百人,战到最后剩下374人,他右臂受伤,还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之后,他奉命率一个师掩护德军撤退,不折不扣地在途中执行了焦土政策,寸草不留,人们用“毁灭城市专家”来称呼他,他说“我的命运就是掩护我军撤退,毁灭他们身后的城市。”

在去巴黎的路上,西线总司令对他说“我恐怕这是个不愉快的任务,它有一种葬身之地的气氛”

他沉默了一会儿,答“至少,这将是一次头等葬礼”

3

他也不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不是一个以艺术之名或人类情感能够打动的人。

他到了巴黎后,与维希政权的市长泰丁格交谈,用手指随意在地图上一点,“如果有人向我的一个士兵开枪,那就把这个街区的人全枪毙,房子全烧光。”

八月早上,泰丁格市长想打动这个愤怒的人,趁着他气喘咳嗽,建议两人去阳台,正对花园“一个漂亮姑娘正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河对岸荣军院的金顶闪闪,它的背后是埃菲尔铁塔。右边是卢浮宫的灰色侧楼”。

泰丁格劝说肖尔铁茨“给一个将军的任务常是毁灭,不是保存。设想某天你作为游客回来,看到这些,你能说,我本可以毁灭,但我选择了保存,作为送给人类的礼物,这不是一个征服者的光荣吗?”

他还不够了解肖尔铁茨,在这个矮胖的德国军人办公室里,没有十八世纪的艺术复制品和任何多情善感的装饰,只有一张诺曼底前线的大地图,上面可以看到盟军对德国的钳形推进。

肖尔铁茨沉默了一下,说“你是巴黎的杰出辩护士,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务,而我,作为德国将军,也同样要完成我的任务。”

4

如果只是需要毁掉巴黎的一个契机,8月19日的巴黎起义已经给肖尔铁茨这个机会了。

他在街上看到了被伏击的6个德国兵烧焦和流血的尸体,决心还击。要么大规模报复,要么粉碎起义中心警察总署。他要通过一次残酷的教训镇住巴黎。“只有一种语言,武力的语言。”

瑞典总领事诺德林接到信息,赶来想劝服他停火。肖尔铁茨最终接纳了这个建议,但他压下怒火只是基于军事方面的务实考虑:1 停火后军队不会受牵制,2 不用额外运用警察力量保持市内交通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旦下令让空军的飞机升到巴黎上空,就没有任何余地了。他认为过早启动毁灭巴黎会让全城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德国人也要喝水”。

这是他的上级不需要考虑,但他面临的实际问题。

他小小地违背了命令,与敌人谈判。他的下属抓住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在法国代表戴高乐权威的巴罗迪,按照常规他们会被枪毙。但他希望通过巴罗迪来维持秩序,释放了他们,伸出手去试图相握,“两个军官之间,是允许这样的”,伸出的手被拒绝了。这让他二十年后仍然脸红羞愤,耿耿于怀。

释放巴罗迪没有缓解紧张的局势,反而帮助了起义的蔓延,商定停火的周日,损失了七十五人,比起义当天还大。巴罗迪本人想要停火,因为盟军已经明确拒绝在此时解放巴黎---从军事上这是一个错误策略。但抵抗战线的另一方法国共产党坚持起义。

一旦不停火,报复就会开始。

巴罗迪害怕“二十万条人的性命和一座城市的涂炭”。说到与肖尔铁茨有“君子协定”,但激进派说,“跟杀人凶手什么君子协定”,如果接受停火,他们就在每个墙头贴上标语,指责戴高乐派在巴黎人民”背上捅了一刀”

停火协议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巴罗迪自己的一票。投完票他抽噎得几乎站不住,“我的天,他们如今要毁灭巴黎了。”

法共的回答是:“被毁又怎么样,巴黎宁可象华沙一样被毁掉,也比象在1940年一样偷生好,巴黎值得二十万条性命。”

现在,肖尔铁茨的上司和对手都在催逼他走同一条路-----轰炸巴黎。

5

炸药已经备好了。

这些量足够“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和“再打两场战争”。党卫军831工兵连在外交部,卢浮宫,议会厅,电报局,机场,赛纳河的50座桥梁底下都堆满了炸药,贯穿巴黎城下的隧道里也被U型潜艇的鱼雷填满了。等待肖尔铁茨起爆的命令。

但是,命令只有一句话:“等待进一步命令”。

肖尔铁茨口袋里装着要求他毁掉巴黎的指示,还要等什么?他也不知道。

八月十四号这个晚上,跟了他四年的勤务兵,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滚出去,别烦我”。他在停火协议上冒险一博,但听听窗外枪声,就知道自己失败的程度。他后悔过自己放过报复的时机,感到羞辱,跳起来大骂,发誓要轰炸,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失败感和已经在最高统帅部留下的阴影。

站在窗前,暴雨已经开始落点了,闷热的天气里,他只穿一条短裤,对着黑暗里的树丛,光着脊梁,汗流浃背,这是软弱。

成为职业军人的二十九年里,他从来没动摇过,现在事到临头他怀疑了。对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行业,怀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6

这个可怕的怀疑起源于就任前见到希特勒的几分钟。

他是以一个朝圣的香客的心情去的,想让这个统治者在诺曼底战役失败之后的形势下“重新给他信心”,第一眼,他的心里无意识地浮起一个念头,“这是一个老人了”,希特勒精神委顿,要用左手握住右手来掩饰左臂的颤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

他曾经见过希特勒两次,第一次见面时,这个毫无笑容的人,一幅巴伐利亚农民的吃相,让他吃惊。这种粗俗里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意志,这种意志曾经支撑过他,但随着失败,这意志变成了快要崩溃前的歇斯底里。

这个声音对他喊叫:“自从7月20日以来,好几十个,好几十个德国将军上了绞刑架,因为他们阻止了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仔细听来,这句话里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分裂。

他再三重复要用酷刑把这些人送上西天,以一种恫吓和夸大的姿态高声大喊,身子哆嗦,额头冒汗,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虚弱了。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当再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几乎象耳语一样,就象一切都没发生。

肖尔铁茨直觉这人不光是老了,“这是一个病人”。

在去巴黎的火车上,肖尔铁茨被告知《连坐法》已经制定,为了全体将士的忠贞,从此德国将领如有渎职,唯家庭是问。家属成为国家的人质。这意味着集权者已经无力维系忠诚,必须依靠残忍和胁迫,对追随者也是如此。肖尔铁茨有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他“等了一辈子”的四个月大儿子铁莫。他嘟囔着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这个为第三帝国效命了十三年的人,在战争结束前唯一一次说出自己的不满。

当天晚上,他脱衣服上床时,做了一件一辈子没做过的事,连吃了三片粉红色安眠药,一片一片吞了下去。他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压住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但日后这个念头常常来到他心头----不论他怎么掩盖,他都觉得“自己盲目效忠的人已经疯了。”

7

日后服刑期间,与狱友谈到希特勒的命令时,他反复用“nonsense""stupid"这样的词来表达他的看法。

他抵抗命令,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愚蠢。

在同僚对肖尔铁茨的评价中,多用“务实”两个字----务实可以冷血,只服从利益,但也同时意味着他有基本理性,信服逻辑,能够预见后果,计算得失。这一类人信奉权威,往往因为权威能带来秩序和目标,只要强制和专断能用于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目的,他就认可和服从,哪怕是要用炽热横暴的手段。

肖尔铁茨是可以接受巴黎毁灭的----如果这是抵御作战的代价,是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行为。但在没有能力征服和保卫一座城市时,为自己提供毁掉它的乐趣?-----1964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又一次重申他当时的感受“希特勒疯了”,烧掉巴黎没有理性和利益,只有疯子才有的快意。

他可以接受战死,但他不愿意为此而死。他强硬地拒绝过对巴黎一次性的全面恐怖空袭,原因是,“死的德国人比法国人还要多”,他可以接受爆炸,但不能接受对爆炸后的后果不作预期。当上级要求他必须实施破坏,他说一定会,但能不能保证增援部队时,对方的答复是“你有多少军队,你就凑合着用吧。”这个答复不可能不让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感到怨恼。

肖尔铁茨只知道一点,无论如何他都会死掉-----背叛命令的结果是死,但是如果巴黎化为灰烬,他也会在灰烬上被绞死。他决心选择第三种死法,就是坐在巴黎最后一座桥上,让它跟自己一起炸死。

痛苦的是,不论哪一种死法,他都不能作为一个军人死去,而只是作为一个罪犯死去。

他陷入了被强制的绝境,但人还是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判断在现有的条件下,哪种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小的不幸。

那就还有一个可能,如果真正的敌人来了-----他就可以得到解脱。

他要召唤敌人。

8

他约来了瑞典总领事诺德林,脸上带一点诡秘的笑容,破天荒地倒了两杯酒,一仰头把自己那杯干掉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放诞姿态。他语带讽刺地说你张罗的停火看样子没有成效。之后把希特勒的命令放在对方面前,说这只是命令之一“停火已经不可能,我现在被迫要执行了”

对方因为恐惧沉默了。

“除非”他说,“盟军进入巴黎。我把这告诉你,是在叛国”,燥热的八月,就象空气都静止了一样。他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实际上在要求盟军帮助我。”

他说“帮助”,是因为只有同样的职业军人能把他从力求毁灭的人手中解救出来,这些同行尊重秩序,有信条和规则,不以破坏而是战胜为目的。这是他在一个已经两方失控的世界上唯一能够预期的结果。

说出这个话,他觉得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已经给了盟军警告,”现在由他们对历史后果负责,而不是他。“

他签了通行证,几乎是亲密地挽着诺德林胳膊送他到门口,轻轻呼哧着说“您只有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要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9

盟军和援军几乎是同时决定进入巴黎的。

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这是一个让艾森豪威尔烦恼的选择,他的命令写的是“看来我们要被迫开进巴黎去了”,除了戴高乐给他的压力,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否则那里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盟军距离巴黎一百二十英里。希特勒派给肖尔铁茨的23,26师党卫军在半夜几乎同时出发,距离巴黎一百八十八英里。

肖尔铁茨不知道谁会先到,如果援军先到,出于军人的信条,他必须随之拼死一战,打这个仗只能把一个必败的战局拖四天,但是,巴黎会变成废墟,沿着塞纳河,协和广场的两边,除了对称的废墟,什么都不会存在。包括钢架建筑暴露在外的埃菲尔铁塔。

他只需要按下按钮。

肖尔铁茨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让手下的情报人员去向盟军告知,援军就要到了,如果他们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开到巴黎,“便会发生一场大灾难”。并在地图上用铅笔尖标出通往巴黎的路上,每一处德国的设防工事。

对方几乎目瞪口呆“天哪,这个人在犯叛国罪”
这个头发花白的情报人员看出了这个表情的含义,“如果你不明白,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10

1944年8月24日晚,法国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未遇任何抵抗到达巴黎市政厅,第二天早晨,美军第4兵步师和法国第2装甲师沿着肖尔铁茨拒绝炸毁的桥梁到达巴黎。肖尔铁茨还在睡觉。曾有一个电话打来过,说不用叫醒他了,只需要转告援军和大炮“来不了了”。

肖尔铁茨坐在桌前扶着头等待,用来投降的手枪是借来的,装在枪套里放在手边上。

盟军与他的共识是“不要在巴黎市区发生重大战斗”,“象征性抵抗”以完成军人的荣誉之后,他率部投降。

押解他的路上,人们喊他“母狗养的”和“老杂种”,冲他吐口水,一个老妇人啐在他单眼镜下的颧骨上。背后的勤务兵低声喊“把手举高点,再高点,不然他们会杀了你”。

一个穿红十字制服的女人.用身子拦在他和群众之间。他低声道谢。

在他被押上车的时候,他的箱子被掀翻了,他对巴黎最后的印象,是一个女人,以狂欢的姿态,挑着他裤子上的酒红色饰条在空中挥舞。

他以判国罪被缺席审判,家人在朋友帮助下逃脱。他在法国服刑出狱后,71岁病逝,与妻子葬在一起,他的儿子铁莫长大后,曾经接受过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说“我父亲是一个军人,但他不是纳粹”。

11

极权为什么与盲从并生?因为它靠有效来运行,不是靠理性。人们越少思考它,它运行得越好。约翰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说,“拆除这种古老的权威结构,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对权威的看法产生一个转变所致。”

一旦一个人开始运用自己的心智----哪怕只是思量什么是对个人来说最小的不幸,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损,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象被抽掉底座的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坍塌。

在这本书里,肖尔铁茨没有对记者提及个人历史,也没有对自己和这场战争作出评价。

日后,在监狱里,英国人曾经窃听他与其他相识的囚犯之间的谈话,其中一句,说出了这个人本不欲公开的懊悔,“我有生来执行过最困难的决定是在华沙屠杀犹太人…我们没有说“去你的吧,这愚蠢而无意义的事”,我误导我的士兵去相信这些垃圾。我感到彻头彻尾的羞耻,也许我们比这些没有教化的野兽要负担更深的负罪感。”。

巴黎为什么没烧?

这篇笔记中的主要内容来自1965年出版的《巴黎烧了吗?》,这本书是非虚构作品的经典,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Larry Collins 和法国《巴黎竞赛》记者Dominique Lapierre撰写。他们用近三年时间采访了八百多人,采用其中536人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巴黎得以解救是各种历史力量交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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