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8日第5版,作者:刘仰东,原题:《五四运动以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