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 但43年后才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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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甚至有外媒揣测中国已经开始介入中东调停。实际上,中国历来与巴以双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中以关系受到中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以及国际格局的剧烈影响。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5月27日,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

近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甚至有外媒揣测中国已经开始介入中东调停。实际上,中国历来与巴以双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中以关系受到中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以及国际格局的剧烈影响。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5月27日,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受到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1950年1月9日,即新中国诞生的第4个月,以色列外长摩西·萨尔特就致电中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以政府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并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以色列成为中东第一个,也是继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英国和挪威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的第7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在头版用《以色列、阿富汗、芬兰决与我国建外交关系,周外长分别复电表示欢迎》的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随后,中以两国外交官曾在莫斯科晤谈接触。但因美国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仰赖美国扶持的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自然需“谨慎从事”,不能置美国的好恶于不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援朝抗美。翌年2月,美国操纵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慑于中美在朝鲜激烈交战的严峻形势,以色列政府指示其驻外机构“不要对抗联合国多数国家”,以中外交官的接触交往遂转向“冷却”。

1955年4月第一届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埃及、叙利亚等9个阿拉伯国家应邀与会,而同阿拉伯国家敌对的以色列则被拒之门外。会议于4月24日通过的最后公报中宣布“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这对以色列不啻是个沉重打击。以政府深恐被孤立,急于发展对华关系来抵消亚非会议对已不利的影响。亚非会议刚闭幕,以政府就匆忙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在处理同以色列关系时,不能只顾及双边,而必须把中以关系和阿以争端以及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联结在一起统筹考虑。因为立足于整个国际斗争和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的全局,着眼于阿拉伯世界一大片,从而确定了暂不同以色列建交的方针。但中国不否定犹太民族的平等权利,并承认以色列的客观存在。这一方针的确定,对中国后来同阿拉伯世界建立和发展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以关系曲折多变的进程。

1956年10月,英法勾结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举世震惊的苏伊士战争。中国坚决支持埃及纳赛尔政府反击侵略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从此,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和对以色列的看法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冰封状态。

在这20年里,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恢复、发展,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日益发展。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以中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而中国在发展中以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色列方面不断做出主动表示,而中国方面很难采取对应行动的局面。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却因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没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埃以关系的逐步缓和,中国对以色列的冰封关系也开始了松动。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拨款重开关闭了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以政府的目标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千方百计打破以中关系僵局,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方针得到了当时以政坛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工党的一致认同,也受到以色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在这同时,国际关系及中东形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也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机。

首先,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而加强了该地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力量。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中东内外的各种支持和平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终于促成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与冲突的一方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行的。

其次,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的状况越来越显得不正常,也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越来越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趋势不可避免,对这一发展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正是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1991年12月的特拉维夫之行和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1992年1月的北京之行最终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程序。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甚至中国对巴以政策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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