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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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乾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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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安南的战争


[导读]越南古称交趾、安南、大瞿越、大越 公元前113年,南越国公开反叛汉朝,汉武帝派兵征伐,于公元前111年击灭南越国,在其地设置九个郡县。自此,越南被纳入中国郡县版图,置于中国直接统治下长达1182多年。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被迫承认越南独立。从此,越南彻底从中国版图独立,并沦为法国殖民地。


1428年,安南(越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1527年,权臣莫登庸篡位。1592年,贵族郑松从清化出兵攻占升龙(今河内),立黎维潭为王,政权掌握在郑氏手中。郑氏派往镇守顺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对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1627年至1672年,郑氏与阮氏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在安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1666年,郑氏用黎维禧的名义,把南明永历王朝颁发的敕印送缴清政府。次年,康熙帝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


1771年,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在归仁府西山村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当地政权。1785年打退了暹罗侵略军,消灭了南方统治者阮福映的军队,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区。1786年挥军北上,直捣升龙。国王黎维祁于1787年潜逃。黎维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广西太平府龙州边界。


清两广总督报告朝廷,乾隆帝认为,百余年来,黎氏王朝朝贡不绝,清政府有“兴灭继绝”的义务。于是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纠集黎氏王朝残余势力镇压安南农民起义。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孙士毅和提督许世亨的部队出广西镇南关,直奔北宁,渡过富良江(即红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领升龙,黎氏族人出迎。黎维祁也在夜半求见清军统帅,孙士毅传乾隆帝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在清军侵入北宁时,安南农民起义军吴文楚部转移到宁平和清化交界的三迭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领部队北上,反攻入侵清军。沿途农民纷纷参军,到义安时,已经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配备大象一百头。阮文惠到达三迭山与吴文楚研究敌情后,断言:“他们(清军)来到这里是自寻死路而已。这次我亲临指挥,攻守之计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军。”阮文惠部署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清军。孙士毅在升龙毫无戒备,正在策划侵略南方,俘获阮文惠,向乾隆帝报功。清军官兵都忙着筹办筵席,饮酒作乐,欢度春节。


除夕之夜,农民起义军秘密运动到升龙前线,清军并未察觉。当阮文惠指挥军队突然进攻时,英勇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大象载炮投入战斗。清军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在混乱中,黎维祁首先携带家属逃窜。孙士毅在亲兵掩护下,慌忙撤退,渡过富良江后,便拆断浮桥逃命。


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万余人,或被农民起义军击毙,或是落水淹死。孙士毅在镇南关,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军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粮械火药丢失殆尽。从云南开化厅马白关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镇的乌大经部,遭到农民起义军反击后,也仓慌逃回国内。清代侵略军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受到了安南农民的惩罚。


阮文惠领导安南农民打退了清代侵略军,保卫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和国家主权。但他并不愿继续与清朝为敌,因而派侄阮光显“赍表入贡”。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1802年(嘉庆七年),安南南方贵族阮福映攻陷升龙,受清封为越南国王。

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乾隆十八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白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清军惨败的消息使乾隆帝甚为震惊,他见军情紧急,“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于是授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率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出征。临行时,乾隆帝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年三月,傅恒抵达云南,四月到永昌、腾越察看情况,着手进行战前准备。他得知缅军防守“专恃木栅”,而“清军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就“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时暗铸大炮,出其不意”。他还聚集众将,商讨进兵方略。鉴于过去明瑞将军专由陆路进兵,缅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而遭败绩的教训,傅恒决策水陆三道并进。因缅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东路锡箔江进,则阿瓦仍隔江外,于是定议一路由戛鸠江(亦名兰鸠江,或槟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支那),直捣阿瓦,此为正师;一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经孟密(今缅甸杰氻)夹江南下,这是偏师:另一路则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顺流而下,先造船于蛮莫(今缅甸八莫),以沟通前两路军的联系,壮大声势,并兼及供应两军所需。

但是要实现水陆并进的方针,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并派副将军阿里衮去经办此事。但阿里衮以“边外峡行湍险,舟楫不通,沿江亦无办公所奏止”。随后,傅显与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实情,“所言与阿里衮等同”。这样,造船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傅恒抵滇后,详细地察询当地居民,获知蛮莫附近的翁古山树木较多,而位于此山旁边的野牛坝,气候凉爽无瘴气之害,是建造船只的好处所,于是傅恒就派遣傅显督工运料,并令湖广未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闻报很是高兴,特颁旨嘉奖,作诗《造舟行》以壮此举。

在兴造船只的同时,傅恒对征缅的其他准备事务也在加紧进行。清政府增调的军队陆续抵达云南,马匹和粮草也大体齐备。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满、汉精锐之师数万余众,马骡六万余匹,以及各种火器,如京师的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节铜炮等“皆刻期云集”。然而当时距霜降尚早,部下诸将以“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傅恒虽然也有些犹豫不定,但他害怕时间拖长了,不仅耗费很多物质,而且士兵也会产生松懈情绪,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不顾部下的劝阻,毅然下令进兵,打算乘敌准备不足之机进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祭旗进发。时副将军阿里衮已患病,傅恒要他留下养病,阿里衮坚请从征,傅恒同意了,只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船。傅恒领军至戛鸠江后,征集船只,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时间,全军渡过了戛鸠江。然后挥军西进,一路之上,孟拱、孟养两土司先后归降,并“各献驯象四,牛百头,粮数百石”。此时缅甸正值秋收季节,一时未集军迎战,同时盂拱、盂养离缅甸中心地区又较远,因而傅恒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己前进了两千里。但是这期间,天气十分恶劣,“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加之,清军人地生疏,经常迷失方向,实在是难以深入了。面临如此险恶的困境,傅恒只得改变原先攻占木疏(即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于同年十月回师至蛮莫,与东路阿桂军会合。傅恒因率军“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虽然如此,傅恒还是带病指挥,试图扭转这不利的局面。他见水战所需战船已大部造就,并且福建和广东水师也已到达蛮莫,就把军队重新布署,以阿里衮为西路,阿桂沿江东南下为东路,而自己则督舟师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进为中军。此时,缅甸亦集水陆军前来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缅军败退,清军三路告捷。不过,清军虽一时得手,但阿里衮随之病亡,许多官兵不是负伤就是患病,已无力再向阿瓦进攻。于是集全力图谋夺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缅甸乞降。老官屯前临大江,缅军在江东西岸周围二三里的地带树立了许多高大的木栅,栅外掘三重壕沟,沟外又横放大木头,使尖利的树枝朝外成鹿砦,使人无法通过。这是缅军的惯用之法。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台,将大炮置放台上,向敌军阵地轰击。炮弹虽然将木栅击穿,但它却不塌落,而破损处又随即被缅军修补好。傅恒见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属生革为长絙钩之”,但力急绳断不能倒其栅。随后他又派士兵“代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使数千人曳之,但藤却被缅军用斧砍断,此法又失败了。虽然屡次失败,傅恒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为杆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迸,逾濠抵栅,而江自四更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却”。最后,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药轰之,然而火药引爆后,虽然“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震天”,但随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裂也” 。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因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 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

乾隆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 。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帝批准协议。乾隆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还至京师,乾隆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无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韬武略的干练之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一些颇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和阿桂等,都是经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显露风采的,“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其次,他对下属“每多谦冲”,“毫无骄汰之状”。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汪由敦死后,傅恒极力推荐其子汪承需,终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职。

后汪承需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无人照看,特为之陈请,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职。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处理阿睦尔撒纳归降一事不合君帝,触怒乾隆帝,被籍没遣戍,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银两赎买其宅,等后来舒赫德被赦归后,又把宅赠于他。由于傅恒对下谦和,常为之解难,故人“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 。

但是,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这对当时日渐兴盛的豪华奢侈之风,无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傅恒对于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的官吏,往往不能严之以法。两淮盐政使高恒因贪污,下刑部议罪,定为死刑,“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即傅恒)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高恒”。因而当时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参军批评傅恒“以宽厚博众誉”,“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惕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礼亲王昭梿甚至把乾隆后期和珅掌政后,官场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风也和傅恒联系起来。他说:“后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阘冗为能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指傅恒)有以启之也”。这话不无道理。

本文内容于 2013/7/15 22:34:18 被君子坦荡荡小人才济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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