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李恪的后代为什么要篡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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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说到吴王李恪的后代篡改史书的原因,就不得不从李恪的生平开始一一讲起。 1、缘何“高贵”的血统 总有人认为吴王李恪具有隋唐两朝的血统是件非常稀罕的事,事实上但凡是对南北朝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的两朝一脉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比如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比如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比如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再比如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杨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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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吴王李恪的后代篡改史书的原因,就不得不从李恪的生平开始一一讲起。

1、缘何“高贵”的血统

总有人认为吴王李恪具有隋唐两朝的血统是件非常稀罕的事,事实上但凡是对南北朝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的两朝一脉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比如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比如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比如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再比如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杨昭。

所以要想以两朝一脉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这种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再想想杨妃虽然名义上是隋炀帝的女儿,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且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仅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恪却在李唐武德二年(619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守孝期间怀的孕,竟然连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都做不到。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了,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按例没入了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贺若弼和诸位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德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德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应当是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很有可能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由于电视剧的宣传,总有人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喜欢的儿子,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相比之下就单薄了许多,甚至无从列举。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爱子,着实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选择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为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著称于各部史书,李元昌的墓志甚至铭刻着各种溢美之词:“姿容端丽,体貌淹华。渔猎典坟,颇好音乐。至于啼猨落雁之巧,命中如入神;垂露象形之工,转注穷众妙。”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射猎如神,绘画精妙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中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在史书或墓志铭上则完全没有分毫的体现。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最为年长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能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4、唐太宗为什么要立其为太子?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17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秦州都督、齐州都督、潭州都督、安州都督,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所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仍只是个下州,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则依旧留在了唐太宗的身边,唐太宗甚至下旨让其搬进武德殿居住。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不仅被罢免了都督一职,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后来李恪又因为“与乳媪子博簺”,与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

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打击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不沉重,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别的皇子就算是犯了比李恪更加严重的错误,也不曾受到过如此严厉的处罚——齐王李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唐太宗也只是将他的长史撤职并“数以书责让”;蒋王李恽在封地甚至“为有司所劾”,唐太宗却“特宥之”;就连李恪的同胞弟弟蜀王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被唐太宗痛骂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唯独李恪只不过因为在封地上踩了庄稼,就被罢去了都督一职。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所以单就安州刺史一事来看,李恪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着实是有限。不仅被提名当太子是作为备胎,提名失败后,更没有因此得到父亲一星半点的愧疚之情或补偿之意。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心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6、“正直”的下属

关于吴王府的幕僚,目前唯一可考的是曾经担任过吴王长史一职的权万纪。

话说这权万纪也是个“人物”,因为敢于直言,所以从潮州刺史提拔为正四品下的朝廷京官。而身为持书侍御史,权万纪理当好好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向上升迁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直言善谏的一面,结果却不然。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别的大臣,惹得朝臣惶惶不安。

最后魏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之下非常严肃地向唐太宗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一针见血地指出权万纪不过是个意图骗取直言敢谏之名的小人,认为唐太宗若是出于招揽敢于进言之人的目的,也大可不必将权万纪这样的人留在朝中,因为这样做只会有损自己的名声。

唐太宗听了之后,欣然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权万纪后来“奸状渐露”,被贬为了连州司马,史书上记载此消息一出,朝廷其他官员的反应是“咸相庆贺焉”,可见权万纪平日里的行径是有多么的卑劣与不得人心了。

这里可以顺带一提司马一职,这个职位在唐朝便是贬官的象征。唐朝在每个州都设置了司马一职,名义上为州郡佐官,实际上就是用来安排京城中那些被贬谪或是闲散的官员。

被贬出京后,权万纪就一直外放做官,正是在这期间,权万纪做了吴王李恪的长史。

虽然权万纪具体上任的时间已无从得知,不过既然能让《旧唐书》认为其“有正直节”,那么应当是贞观十二年前后,李恪在自己的封地屡屡犯事遭唐太宗训斥贬官削俸的这段时间。因为之后的李恪虽然对大唐无甚功劳,却也没再犯过什么错处而再被斥责——对比齐王李祐与蜀王李愔这种屡教不改的,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想必李恪能够老老实实地待在封地不再犯错,与权万纪最为擅长的“犯颜切谏”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权万纪在此时表现出了“有正直节”的样子,于是唐太宗又将他指派给了另一个喜欢在封地上屡屡犯事的皇子齐王李祐,意图将其“匡正之”。

然而事实证明,唐太宗终究还是太高看了权万纪。因为做了齐王长史后,权万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性再度暴露无遗。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祐在自己的封地“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又在其舅阴弘智——一个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的挑唆下,萌生了谋逆之心。而权万纪接任了李祐长史一职后,自然是兢兢业业,看到李祐胡来就犯言直谏,“骤谏不纳”后便把李祐平日里喜欢接触的那几个小人统统打发掉,结果李祐又将他们偷偷地找回来,还“狎暱逾甚”变本加厉。

而唐太宗见李祐不能悔过,“数以书责让”,权万纪见状唯恐自己也会被牵连受罚,于是主动上京向唐太宗信誓旦旦地保证李祐一定会改过。结果李祐认为只有自己被斥责了,对权万纪极为不满。而权万纪“性又褊隘”,只知道一味地严防死守,不准李祐这个不准李祐那个,惹得李祐大怒甚至想杀了他。不过权万纪事先得了风声,将意图谋杀自己的几个人全部关进牢里,并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最后唐太宗令人将李祐与权万纪带回京城,权万纪奉诏先行,却被李祐在半路中射杀而死。

总的说来,权万纪表面上看起来为人挺正直的,然而正如魏征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说其是“小人”也许还不够恰当,但半生庸碌、外强中干的确是权万纪的真实写照。因为能够直言进谏所以被诏进朝廷当官,结果又不能真正有贡献于朝廷,反而成天只知道诬陷诽谤别的大臣,就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肱骨之臣都被谗毁过。权万纪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位正直的人会有的。而被外放做官后,权万纪又不能妥善地处理好与李祐的关系,反而变相地让其恶行变本加厉。可见权万纪所谓的“有正直节”不过是表面功夫,“以取强直之名”方是其本质。

7、“显赫”的妻族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

如此看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妃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等极为失仪的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问后,杨誉之子竟然趁机诬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薛仁方这才免于了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等到贞观中期杨妃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杨妃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也只能等到杨妃过世了,续弦了萧妃,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再看李恪的继室萧妃,虽然没有史料说明这位萧氏的出身如何,但即便萧妃的家世再寻常至极,也要比杨妃强上太多了。

毕竟人家贤良淑德总是有的,萧妃进门后,李恪一举得了四个儿子和至少一个女儿就是最大的铁证。而且比起杨妃的父兄整天只知道打着蜀王妃的名号胡作非为,萧妃的家人至少没有因为恶劣行径而被史官记上一笔——不给吴王抹黑就已经是最大的争光了。

由此可见娶妻当娶贤是多么的重要!不然李恪作为堂堂一介吴王,怎么整天只能干出些打猎踩庄稼、和乳母的儿子赌博这些明显有失皇子身份的事呢?所以李恪屡屡在自己的封地上犯错,也着实怨不得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归根究底都是拜其妻杨妃及妻族的胡作非为所赐。

正所谓是妻贤夫祸少,在家中缺乏贤内助帮衬的情况下,李恪就是再“英果”,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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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文题目“吴王李恪的后代为什么要篡改历史”,对历史研究有兴趣者,第一印象当是文章的作者必定是在发现了恪公的子孙们确实“篡改了历史”的“铁证”后,再据此“铁证”详细分析他们之所以要“篡改历史”的成因。而读完其洋洋洒洒的数千言,你能由中找到李恪的后代们“篡改历史”的任何证据吗?

所以本文是文不对题呀!

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吴王李恪冤死而言,长孙无忌、唐高宗李治是胜利者,后来武则天是胜利者,而后的唐朝历代皇帝都是李治和武则天的子子孙孙:先是武则天与李治的第三子唐中宗李显“复辟”,接着是李显之同母弟李旦(唐睿宗),而唐睿宗传位于其子隆基(唐玄宗),再往下直至唐亡,为帝者皆唐玄宗子孙,所以,在李治与李恪的所谓“政治斗争”中,最终的胜利者是李治。照此,要仅仅说可能性的话,李治及其子孙还有当时的长孙无忌“篡改”或毁掉关于李恪的历史记载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么!

人活在世上,还是阳光一点的好!人最可悲的莫过于把自己得不到的东西都推定为垃圾!

为贬低一个离开这世界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人物,不仅东猜测西猜测其本人,甚至连他的妻子、儿女都不放过,都要拉出来鞭打一顿,......。虽说也罗列了不少史料对照,但任何类比得先有可比性的吧?你拿皇帝对其亲弟弟等的赠封等来和他对“远房”亲戚的态度比较,这里有可比性吗?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女”的推定“定罪”、什么“想(出)来”某某必定如何如何、什么管理皇族谱牒和“户口登记”的宗正卿可以“篡改历史”——“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了。……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修改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联想一下……,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

真是应验一句话:“心中有牛粪,所见皆牛粪”,呵呵!

不由得想起了文革中曾经盛行过一阵的荒谬“血统论”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极端的,一些年少的红卫兵们手持皮带殴打“黑五类”的时候,常吼叫着这两句话,在侮辱完“黑五类“们之后,还要他们自己大声嘶喊这两句话。

时隔四十多年了,今天又有幸读到了“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文章似乎意在说明李恪这人不行,但举的例子都是在说太宗如何不喜欢李恪,太宗不喜欢李恪应该跟李恪的能力没有关系,因为太宗喜欢的李治能力也不咋地。读了文章只感觉太宗偏向嫡子。

<div>2、没觉得李恪做错什么,驱马践踏农田和赌博这种事霍去病也干得出来,刘邦还随地大小便呢,自古以来就没有谁素质高谁做皇帝的道理,这种小事跟李恪是否“英物”无关。</div>

3、大家对李恪身世的关注,源于他是两个大一统王朝的血脉,注意是大一统,隋唐的影响力太大,石世之流不可比,李恪受到关注太正常。

4、说太宗是忌惮李恪所以疏远他,不可能么?完全有可能啊,太宗多喜欢李泰都不能容忍他夺嫡,可见太宗在立储这件事上的态度,如果李恪表现的锋芒毕露,太宗是一定会防的,第一个把李恪打发到封地去,接着一点小事就重罚,太宗这么卖力的黑李恪不是没原因的吧。一个会驱马践踏农田又赌博被抓的人低调不到哪里去,太宗黑完李恪又考虑让他做太子,我觉得李恪不会太差。

5,文中处处偏见,懒得一一反驳,请放过李恪,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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