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父亲的老战友杨德千——杨老与父亲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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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父亲的老战友杨德千——杨老与父亲的战友情谊

早就想去拜访和看望父亲的老战友杨德千老前辈,但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打扰,故此一直没有机会成行。前不久因写父亲的经历,其中一段历史细节我不清楚,而这段历史细节恰恰和杨老前辈有关,因而决定去北京一趟,特地拜访一下杨老,当面去请教。3月份匆匆赶到北京军区装备部干休所,很不巧,杨老前辈因不慎摔伤了腿部,住进了301医院,据干休所的勤务兵说,301医院安保措施严密,一般人根本进不去,我只能碰壁而回。到了5月份,我又去北京,这次有幸见老了杨老,并对他进行了一番采访和闲聊。

杨老虽已有99岁高龄,但精神矍铄,除耳朵稍有点背外,身体并无毛病,两个月前受过伤的腿也已好转恢复正常,走路看不出问题。我担心和他说几个小时怕累着他,勤务员告诉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杨老和我父亲同庚也是同乡,我父亲是南郊北格人,杨老是清徐人,两家相距约几里地。据杨老说,他的妹妹嫁到北格戴家堡村,而那家人正与父亲家为邻,而我父亲的妹妹即我姑姑,嫁到清徐王答村也与他家某亲戚为邻。杨老与父亲虽然不是在同一个学校学习,但因受进步思想影响,为了抗日,俩人于1936年在太原先后进了军政训练班成为战友,随后又都生活战斗在决死二纵队4团,杨老在10连当指导员,父亲在7连当指导员。1942年以后,父亲调到了地方打游击去了,杨老仍在部队里与日寇作战,但他们属于晋绥八分区,还在一个抗日的地盘上,双方能经常见上面。杨老告诉说,百团大战以后,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日活动日益频繁,日寇为了剿灭抗日武装力量,不但连续开展清剿和治安行动等常规的战争手段,甚至歹毒狡诈的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了非常规的细菌战,主要就是散布疟疾病菌。这样一来,不但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普遍得了疟疾,而且抗日部队也有80%以上的人员得了疟疾,杨老不幸也感染上了。疟疾患者全身发冷发热,多汗,周期性发作,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死亡率非常高。更糟糕的是,疟疾患者不仅本人失去了战斗力,给部队增加了负担,而且给他人造成传染性危险和不良影响。那时受日寇的严厉封锁,部队缺医少药,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就是奎宁,但极为缺稀,只有营以上的干部才能吃上一粒,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硬抗,抗不过去就没办法了。杨老的部队先后就有80余名干部战士不是直接倒在战场上,而是被日寇施放的疟疾病菌夺去了生命。为了养病和避免传染,那时已经是15团某营长的杨老被部队送到某山村一户老光棍家里。父亲当时是晋绥八分区某县的抗日县长,其中有一项任务就是到敌占区给部队采购药品。敌人非常了解这个情况,因此对奎宁等药物的管控非常紧,如果有谁批量采购,马上就以通敌名义逮捕审讯。杨老在此特意说起父亲,他知道杨老得病后,专门派出精干的侦查员化妆进入敌县城,冒着危险给杨老采购回奎宁。死亡的危险无时不在,有一次敌人扫荡到这个村,因病魔缠身的杨老无法转移,只能蛰伏在老光棍那个破烂的家里。幸亏日寇没有注意到老光棍居住的不显眼的土屋,杨老才有惊无险的躲过一劫。

拜访父亲的老战友杨德千——杨老与父亲的战友情谊

父亲与老战友杨德千的合影。中间这位革命老前辈,恕我不知他的尊姓大名。

好在杨老的伤势将养得差不多了,部队得知这个情况后,很快就把杨老接回了部队。大概是在1944年秋吧,父亲也不幸得了疟疾,在文水某村里治疗了个把月,才慢慢的治愈了,但一头黑发由此变成了白发。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清源县我方的主谈代表是15团政治部主任杨老,而对方主谈的是国民党清源县长、某师师长兼保安司令的侯绅。巧的是,侯绅不仅与我父亲是同村人,而且是同校同学,只不过侯绅比我父亲小一届。在学校那阵,俩人都是体育活跃分子,打篮球搞活动,关系很密切。离开学校后俩人各奔东西,投奔了不同的队伍,虽然常能得知对方的消息,但道不同,就断了交往。大概是党组织授意,或经过党组织同意,为便于营造和谈氛围,也有感于同乡同学之宜,试探对方态度,父亲特修书一封,大意是同乡同学出门在外打拼不易,一来问候,二来也该适当考虑一下前途。杨老带着这封信就去与侯绅谈判去了。在会谈休息时,杨老拿出这封给侯绅,侯绅有点意外,草草浏览了一遍,冷笑了两声就随手放到了一边:呵呵,来劝我改变主义!

于是双方便有了如下一番非正式的对话。

侯:我们是阳兴同学又是同乡,我知道他在你们那边,听说他干的不错。

杨:他出生入死,八年抗战为国为民立了功劳,为什么你俩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侯:各有自己的信仰嘛。

杨:真理只有一个,顺时代潮流者得民心,逆者失民心。

然而,侯绅是死心塌地的投靠了国民党和阎锡山,立场已经很顽固了,根本听不进这边的话,杨老知其是死硬分子,按现在的话说是既得利益者,完全是油盐不进了。

我不了解的就是这段历史细节,也是我此行最感兴趣、最想猎取的。没想到,杨老又告知了我另一段历史。父亲南下去了四川,杨老打完太原战役又北上,又赶上和平解放北平,自此父亲与杨老失去了联系。文革起,做为天津某单位负责人之一的父亲,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无中生有的扣上了假党员的大帽子,还派人到部队找到杨老进行调查,杨老这才知道父亲在天津工作的单位和地方,杨老听到造反派强加给父亲的罪名非常生气:什么假党员,那是胡说!我们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入的党,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真刀实枪的打鬼子,岂有假的之说!

拜访父亲的老战友杨德千——杨老与父亲的战友情谊

因杨老是部队现役军人,在文革中解放军的地位最高,造反派不敢轻易得罪他。杨老写了正面材料不算,心里还不放心,便按照造反派提供的地址来到天津,找到我家,匆匆和父亲见了一面。由此两个老战友感慨良久的见了面,又接上了通信联系,算是造反派做的一件好事吧。彼时我尚小,加上年代久远,杨老说来到我家的事,我已完全记不起了。

80年代中,山西为征集晋绥党史资料,广邀这些当年曾在这里战斗过的老领导、老战士来山西座谈,杨老也应邀来了,和父亲共同住进晋祠宾馆,一起缅怀以往的战斗经历,畅谈以后的人生,谁知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80年代末,父亲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至今作古已20多年了,而已步入白寿之年的杨老,仍像一棵苍翠的不老松,依然健康的生活。放眼中国,像杨老那一代留存于世的革命老前辈,已经为数不多了。他们就是国家的珍宝,就是我们的骄傲,祝愿杨老寿比南山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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