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 怒发冲冠》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雄浑激荡,一腔爱国之情跃然纸上,现在的通论认为是宋朝岳飞所做。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这首词并不见于任何宋代典籍。甚至都不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专为岳飞伸冤的文集。

上个世纪,这个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过一场大辩论。辩论的双方都是史学巨头。

余嘉锡先生和夏承焘先生认为这首词首见于明朝,不见于任何宋代典籍,不当任意断定为岳飞所做,或为明人托伪。

其主要理由是:

1.现存碑刻为赵宽(明成化年(1481)进士)所书,非岳飞亲笔。

2.此词没有题记,出处,不知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

3.《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

4.明人有伪造岳飞诗词的前科。如明朝学者桑悦曾伪造《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先造一首据说是岳飞写的诗,然后再刻碑立传。(顺便说一句,此诗意境也很豪放雄浑。)

5.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6.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 “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 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7.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 纠缠到明亡。……《明史》 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 路进‘剿'。 ”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 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8.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 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 “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 ……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

9. 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广,连累及他,忧 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 ,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 的身分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持“明人托伪”意见的还有张政烺先生。他从此词的意境出发,认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持此词为岳飞所做的主力则是邓广铭先生。邓广铭先生写了数篇论证《满江红》为岳飞所做的文章。他的主要论点罗列如下:

1.岳飞的孙子岳珂虽然编写了文集,但并没有真正做多少原始文档的收集工作。收集文档是他父亲。而他父亲收集文档时,岳飞还没有平反,所以原始文档有散失。这篇《满江红》就在其中。

2.岳飞的《题新淦萧寺壁》并未被收入文集,但可以证明是岳飞所做。故此不能因为《满江红》不在其中而否定其作者为岳飞。

3.《满江红》不见于宋、元笔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书和明朝人能看到的不同。很多在明朝还有的书已经流散,无法恢复了。

4.《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 所在。

5.“踏破贺兰山缺”是化用了 姚嗣宗 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 )的驿壁题诗:“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

6.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 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 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 1141年)十一月才 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 率先这样做。

7. 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 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 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 “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 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 ”相比拟呢?更何况 ,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 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族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 头呢?

8.《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 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 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 ”才行。因为,当 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 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9.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邓广铭先生得到了一片据说是汤阴岳庙里的碑刻拓片。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 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 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 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 1498、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 王熙 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 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邓广铭先生进一步推论说: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 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 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 内(据 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 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 1451、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 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这里说一下我的看法。

关于《满江红》是否岳飞所做的辩论,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能否找到宋元典籍或实物记载。到目前为止,不论哪一方都找不到明以前的记载。而最早的实物(更早于任何现存书籍)就是汤阴岳庙的拓片。

这个拓片的照片我在网上搜到两个版本。

(见文后)

这个碑文相当怪异。首先,抄录者是个庠生(秀才)。汤阴的岳庙是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教委主任)袁纯负责创建 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 文,编为《精忠录》一书,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

这样,刻碑者应当是袁纯才比较合理。为何袁纯在建庙时不刻此碑,反而到了七八年后的天顺年间才由一个秀才来完成这个碑刻呢?

再看碑文内容。最末一句作“朝金阙”而不是通行本的“朝天阙”。有些宋词的版本不同。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有几个版本。其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句也有版本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这可以理解为作者在不同年代修改自己的作品,不同词句流传出来的时间不一样导致版本不同。但岳飞并不是专业文人。做了一词之后是否有功夫逐字推敲修改很难说。最重要的是《满江红》此前根本不见任何宋元典籍。按照邓广铭先生的说法,岳飞的文稿都很难集齐。那么怎么会在明朝短短几年里就冒出几个不同版本来呢?如此盛事,特爱写野史的明人居然一句不提,岂不怪哉?

再说“金阙”一词。虽说“玉楼金阙”的说法宋之前就有。但“金阙”一词后来多为道家所用。虽然可指帝阙,但岳飞抗击的是金兵,他就不怕被秦桧曲解他要去朝“金国”的帝阙?

而有意思的是,明朝初年由于朱元璋的原因用词颇有忌讳。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那么用“金阙”而不用“天阙”是不是有这个考量?而到了后来是否又怕一般读者误会“金阙”是金国帝阙而改为“天阙”?

最有意思的最后几行,“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看口气,王熙仿佛生怕读者不知道这是岳飞所作。如果这首词在当时是公认的岳飞词作,显然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得写上这些介绍词。落款应当是“痒生王熙恭录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满江红》”之类的。而现在只是“痒生王熙书”五个字,殊无敬意。

从正反双方的辩论来看,其实说到底谁也没有找到明之前的记录。更别说宋朝的原始文件了。后来倒是有人间接考证。例如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中有一篇《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认为南宋後期陈郁著有《藏一话腴》一书。这本书中有评论说: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问题这本书也有好几个版本。通行本中其实并无此句。而郭光先生所本的是清朝沈雄《古今词话》 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那么这段引文到底是不是清朝人窜入很难说了。

此外王增瑜先生在其《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中说: “《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第二出岳飞自唱道:“怒髪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 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此段文字明显采自《满江红》词,而加以改编。此後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 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二齣也是同样语言,只是将“愁”改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编入戏曲,证明此词在元代 仍应有相当的流传。”

虽然王增瑜先生说“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但他还是承认“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超出那个碑刻拓片的原始记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作史应该是“宁阙勿滥”或者“立言存疑”。但为什么这首词会一直被认定为岳飞所做呢?这还是要从明朝的国情说起。

明朝武力极盛时期在太祖和成祖两朝。此后就一直走下坡路。明朝虽然把元顺帝赶回大漠,但并未能彻底消灭元朝。元朝的统续一直在漠北传承,史称“北元”。到明英宗时,北元为权臣也先控制。土木堡一战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北元俘虏。此后北元直逼北京。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登基。打退了北元的进攻。但这也只是打退北元进攻而已。

皇帝被蛮族俘虏,此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北宋的两位皇帝。而北元虽然后来把明英宗送回,但明朝并没有战略反击的能力。对于明朝人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比之“靖康耻”并不为过。因此景泰初年才会有修建汤阴岳庙之举。朝廷需要树立岳飞这个抗击蛮族的忠孝英雄的形象来激励当代。

如果此词作于此时而托名岳飞应当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汤阴岳庙的碑刻纪年是“天顺二年二月吉日”。那么为什么要在此时刻下岳飞的诗文呢?

明英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当过两次皇帝的人。第二次当皇帝是趁自己的弟弟景泰帝病重发动“夺门之变”当上的。政变成功后改年号为“天顺”。明英宗当上皇帝后,支持景泰登基赢得北京保卫战打退北元的于谦被诬陷入狱处死。

对比岳飞的遭遇和于谦的遭遇,怎能让人不生出感慨。

所以这首《满江红》虽然慷慨激昂,但更是满腔愤慨。“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一般解释为岳飞功业。但于谦自入仕至被害凡三十六年,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并不为过。而碑文中特别注明为岳飞所作恐怕也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说起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这篇词作的作者是谁有种种疑点,但明朝自英宗以下一直处于北方蛮族的威胁中。除了也先入关,后来还有俺达入关,皇太极入关,最后被吴三桂把清兵引进来亡了天下。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深究这首词的真正来历。

而余嘉锡先生提出对《满江红》词作者质疑的时候正是三十年代末,正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日本侵略如火之时。这时候质疑《满江红》词作者未免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之嫌。其实余嘉锡先生也自辩:

“至《满江红》词,则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宽所 书,非飞之亲笔。 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悦《记》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 ”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 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 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 《满江红》词 ,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 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 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道理虽然是学者要严谨学问的道理,但未免不合时宜。

而邓广铭先生则是另一个极端。据王增瑜先生回忆:

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广铭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

就我来说,《满江红》最早见于明朝,充分体现了一种爱国情怀,足以激励后人,这就是最大的作用。至于是否岳飞所做其实并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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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3/7/13 22:08:59 被孟词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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