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专机失事之谜:一代枭雄横死南京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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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专机失事之谜:一代枭雄横死南京郊外

2013-07-11 18:03作者:陈凌飞点击:5850

本文摘自:《军统二世:毛人凤》

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而触犯皇上,死后还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领导反清起义,柴大纪未能及时扑灭,被清廷斩首。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在某些方面给戴笠以警醒。

他自认为是江山县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又干了特务这个行当,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中美技术特种合作所的成立,使蒋介石对戴笠更加防范。戴笠不傻,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一步不慎就可能翻船,毛人凤也隐隐觉得有种危险的感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吁自由民主,蒋介石接受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提议,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至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展开和谈。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在重庆正式签署,这对于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第二天,重庆各主要报纸都在显眼的位置全文登载了协定的内容。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为好不容易盼到的和平曙光高兴,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喜悦祥和的气氛。出于对特务暗杀、逮捕,及借各种理由进行搜查和掠夺的痛恨,更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均一致要求结束特务的恐怖活动。“双十协定”的内容之一就是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机关以外的团体组织享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之权。

罗家湾大院的大小特务们慌了,军统没了,他们靠什么活?以后去哪里?但戴笠心里很清楚,反共是蒋介石一生不变的方针,他一定不会就这么把特务机关给裁撤掉。此刻他要做的就是整顿军纪,让军统低调下来。

10月下旬,具体方案出台,它包括三个招式:第—招是,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精简人员,公、秘分开,转入地下,以转移整个社会的注意;第二招是,在军统工作部署方面加强反共活动的成分,以增加其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第三招是,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饬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

11月初,毛人凤将方案具体完备地总结出来,并在戴笠的示意下,召集全体特务开会,会议由毛人凤主持,戴笠作主要讲话。戴笠简要介绍了“取消特务”的条款,然后强调:“最近大家都被这一消息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开展得太有声势,招人怕,招人忌,才有今天的困境。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被需要了,相反,今后由于剿共任务的加重,我们的工作将更为繁多,更为重要。”

会议结束后,戴笠决定北上,整顿军统内部的风气。

电视剧《潜伏》里有关于这一段史实的描述:戴笠到了军统天津站,说道,此次来,一是治理贪污,二是查办二十九军军长杨文泉纳妾的事。

这正是戴笠来到北方的一系列活动之一。

此刻的毛人凤想得更多,他深知军统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力量之大,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军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正规军队。这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警戒之心。以蒋介石惯有的极重的猜忌之心,以及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权术观念,是不能容忍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太快太大,打破整个系统平衡,脱出他的控制的。现在军统发展如此之快,势力如此之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又如何能不猜忌、不防范呢?会不会趁这个时候撤销这个机构呢?

毛人凤这时候还得到一个消息,戴笠的对头——陈诚、宣铁吾以及蒋经国等人一起发难,说服蒋介石,要将中统、军统撤销,采取战后建警的办法,将戴笠的特工系统一锅端。

当毛人凤把这个消息告诉即将北上的戴笠的时候,戴笠一下子怔在了当场,情绪激动,语无伦次,也不顾及什么影响了,气愤地说:“都说校长薄情,我还不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难道嫌我碍事了,要把我给扔出去了?罢!罢!自古伴君如伴虎,我现在就打辞呈,解甲归田。”

戴笠一时气不过,就写了一份辞呈。写完,吩咐毛人凤及站在一旁的另一名亲信——时任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立即将辞呈转送最高当局。言罢,转身去了机场,到北方视察去了。毛人凤一看辞呈,吓坏了,里边要求蒋介石“近忠贤,远小人”,并表示说:“生不忍坐视党国危亡,又恐钧座不见谅,不得已,而归隐林下,眼不见为净也。”毛人凤冷汗直流,他知道一旦呈送给蒋介石将是什么后果:“戴先生太激动了,许多话都欠考虑,说轻点,他是对最高当局不满,严重些,他是在要挟领袖。委员长不是容易压服的人,一旦雷霆震怒,就不好收拾了。”自古哪有下属要挟上司的道理,尤其是蒋介石这样本身就对下属非常严格,对权力非常在乎的人。

潘其武说:“那怎么办,戴先生交代得很清楚,要立即送交最高当局,我可不敢抗命,你知道他的脾气。”

毛人凤立刻说:“这份东西绝不能往上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保住戴先生再说。况且,他是个明白人,清醒以后,会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的。”毛人凤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戴笠不行了,权力就落到了唐纵的手上,那时候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就不错了,更别说往上升了。

此刻戴笠虽然气愤,但他心中还有一个主意,他觉得既然蒋介石准备采取战后建警的办法,那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我们前边说过,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军司令这个宝座,而将军统化身、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这个主意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既能在“双十协定”面前息事宁人,也能总揽大局,让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他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一部分自己的人,对战后建警一事,又得到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就在戴笠去北方视察的时候,警察总署的唐纵得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听取李士珍关于建警的报告后,就立马电告戴笠。他深怕李士珍出任警察总监后,自己被排挤掉,于是让戴笠赶紧采取措施。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报告了戴笠。所以,戴笠几乎是同时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蒋介石召见李士珍的事。原先还比较笃定的戴笠一下子慌了。

李士珍是黄埔二期的,浙江宁海人,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李士珍曾一度出任过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他不仅与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较深,而且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很不一般。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李士珍的后台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份战后建警计划经李士珍一游说,先是陈氏兄弟支持,继而得到戴季陶的支持。应李士珍本人之请,戴季陶还出面,亲自到蒋介石那里跑了一趟,请求蒋介石把战后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

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决定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1946年3月16日,戴笠坐飞机由北平飞到青岛。可他此时正与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胡蝶打得火热,难舍难分。据说当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应她一定赶到上海为她庆贺生日,遂又决定,从青岛绕道上海,请杜月笙、唐生明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的离婚手续,好与胡蝶尽快成婚。

17日,戴笠由青岛登机,没有直接飞重庆,而是先去上海。陪同戴笠的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专门照管戴笠服饰的一位勤务员、译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还有一位戴笠结交不久的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受戴笠的邀请专程去上海旅游的,未曾料到这一去落得个命丧黄泉。中午11时许,飞机飞至上海时,大雨滂沱,无法降落,在上空盘旋了两圈后,向南京飞去。12点多,飞机到了南京上空,而南京也是倾盆大雨,且云层很低,雷声阵阵。那年头的无线电设备比不上现在,机上与地面联系很困难。飞机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大校场机场,飞到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1点06分,电讯突然中断,地面再也呼叫不到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了。

从17日下午到第二天早晨,毛人凤守候在办公室里,亲自指挥总台向各地的办事处、军统站不断追寻“222号”专机的下落,并要求各处、站组织情报力量,四处搜寻专机动向。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原来,这架飞机已经撞在了江宁板桥的戴山山腰上,机毁人亡,无一生还。

一代枭雄横死南京郊外。

事后,据附近一些目睹当时情况的农民说,在倾盆大雨中,他们看到飞机飞得很低,先擦到了一棵大树,随后一头撞上了半山腰。在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因为携带的汽油较多,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燃尽。事后,军统的毛人凤、沈醉在戴山为戴笠立了一块石碑,上镌“戴雨农将军殉难处”,把山下的戴家庙作了修缮。

戴笠死后,南京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说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愁肠九转,创巨痛深,亲临重庆“四·一”军统纪念大会,与参加会议的特务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亲自为戴笠的葬礼主祭,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苛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8月,蒋介石亲自到了戴笠飞机失事的地方,并在戴山山脚一座不大的戴家庙中,对军统大特务们训话。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还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一些名流聚会时,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章士钊先生于1946年所作一幅挽联,可供研究或批判:“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说起戴笠的死因,民间巷里有很多传说,一种是关于他的化名的:

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被称为东方的盖世太保。在他的影响下,军统局内部的大小特务们都相信命相一类的东西。因此,军统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按照规定都要讲授命相之类的课程,他们把曾国藩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一类相法改编成教材,对特务们进行灌输。从1944年开始,毛人凤正式取代郑介民而成为军统局本部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任主任秘书后,有一项持别的使命,就是每年帮助戴笠审批其化名的使用。毛人凤知道戴笠在这方面非常重视,因此,他也格外重视,凡秘书草拟的化名,他都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呈戴笠本人通过。

戴笠早年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于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于是他就改名戴笠,字雨农,意思是雨中戴着笠的农夫,水足得很。此后果然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每次出去时,起的化名都是带水字旁的,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无事。然而,1945年底,军统局秘书室助理袁寄滨是位青年书生,接受了一些科学知识,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一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那时候正好到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恰巧那次没好好想一下,就批准使用了。但这一次却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劫,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中映水忌土。

戴笠生前忌讳13,连他出生日期13日、门牌号13号都统统换成14,而他死时却与13又有神秘联系,3月17日是农历2月13日,死的时间是13点13分,死亡人数又是13,一连串13竞出奇地串在了一起。

还有一种是关于撞机地点的。飞机撞的山叫戴山,山下有座戴家庙,山腰上有一条小水沟叫困雨沟,困雨沟困雨沟,困戴雨农也。所以,戴笠不能离开这里,必须死在这里。

当然,这些都不足为信,不管哪一种说法,只是一种巧合罢了。真正的意义是:局长死了。但是,局长这个座位不能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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