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网上对国民党抗战有众多不实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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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 “公正评价”对国民党当局抗战表现,就不可表功讳过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0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至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引用战史数字时用当年吹嘘报道,会严重混淆视听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有人却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贴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到处看到离谱之处。如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九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攻其进行包围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是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三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如果真有毙伤敌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后,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效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 国民政府的腐败国内外公认,谈抗战仍不能忽视此点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1937年至1945年还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还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负伤1400万),除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去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四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只是黄河下游的人民。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来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1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花园口决堤十年后,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用双腿和手推车更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不可遏制。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四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自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后,国内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史料有了全面了解的条件,对当年国民党军队担责作战的正面战场也有了客观评价。相较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出版的书籍完全抹煞共产党抗战业绩的写法,自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能充分肯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同时仍客观地指出其腐败无能和作战指导消极的一面。不过事物往往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有些人借口纠正改革开放前较少提及正面战场的偏向,以吹嘘和引用不实资料的方式夸大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战绩,在一些网站上这种倾向又特别严重。其实,这方面的一些不实宣传已不简单是史学问题,有些已是国内华敌对势力组织的网络舆论战的一部分,其目的通过吹嘘美化当年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反动旧势力,以此来否定当年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的合理性。因此,公正地评述抗战中的正面战场,不仅涉及到是否对读者和网友负责,也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关系到现实政治态度的大问题。 国民党军抗战有两面性,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辩解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何况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 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了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些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恭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年至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量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只是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五年内增长了一倍。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抵不上不战而失最大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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