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勇: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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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首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曾经有一段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戏。虽然戏份不长,可这段戏不是编剧虚构,而是曾经发生的史实。

1948年,在3月29日—5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任命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这也是民国从政的学者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翁文灏是一位地质学家,一直在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直到1932年,43岁的翁文灏才被国民政府延揽,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开始了政坛生涯。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官员,翁文灏在政坛素有清誉,在腐败成风的时代别具一格。这或者也是他被蒋介石看中的重要原因。

很快,8月19日,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就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之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四项法规。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启动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的货币改革。翁文灏意图通过货币改革,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里要交代一下通货膨胀的背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虽然国民党一度计划在3—6个月剿灭“共匪”,可打了两年的仗,“共匪”不但没有被剿灭,国民党军队反而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众所周知,打仗,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情。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国民政府不得不向中央银行借钱。中央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不断增发货币。这就导致当时的法币发行量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几乎涨了120倍。这就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以教授为例,1946年,一位教授可领到80余万元法币,能买23袋面粉。一年后,教授的薪金涨到140余万元,可这笔钱能够买到的面粉却不到10袋面粉。而到了1948年初,一位教授的薪金已经连5袋面粉都买不到了。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对近年来的物价进行了一番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货币改革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规公布当天,他就招待北京上海等地的工商金融巨头谈话,请他们支持政府决策。8月21日,蒋介石又通电全国,显示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还派出俞鸿钧、蒋经国、张厉生、王抚洲、宋子文、霍宝树等人,分成三组,以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奔赴上海、天津、广州各地,整顿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

上海这一组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牵头,蒋经国辅佐。当然,俞鸿钧心里清楚,自己虽然是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是副手,但真正的实权掌握在这位蒋介石的大公子身上。这一点,连媒体都毫不隐讳。当地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就将蒋经国称为“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

蒋经国的担子并不轻。因为上海经济管制区包括了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聚集地。此前上海的通货膨胀也最为严重。蒋介石对此也心知肚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

蒋介石把蒋经国看做承担这次任务的“惟一人选”。

8月20日,满怀雄心壮志的蒋经国来到上海,办公室设在中国银行内。蒋经国深知,将金融市场搞乱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并不是普通民众,甚至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强势的金融家和资本家。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蒋经国一开始就把整顿经济秩序的目标定于“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当然,蒋经国也知道,这些金融家和资本家在上海经营多年,势力强大,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是以,他抵达上海后,第一时间将“戡乱建国”大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并且成立了由年轻人为主力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下辖十一个“人民服务站”,还设置了“告密箱”,专门接受告密举报。

为了壮大声势,蒋经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阅兵式,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等口号。

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蒋经国贴出公告,规定凡是检举揭发扰乱近日秩序、违反经济管制的群众,都可以获得所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的三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批举报检举信息雪片似的飞进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和部下仔细审阅,按照提供的信息对可疑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据悉,为了了解上海的真实物价,蒋经国甚至微服私访菜市场,对当日的蔬菜价格进行摸底抄录……在这样认真的态度下,蒋经国在上海打的果然个个都是“大老虎”。

第一个栽到蒋经国手上的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9月2日,陶启明因为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货币改革的消息乘机牟利,被蒋经国逮捕,后被枪决。

第二个是上海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好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他也是受陶启明案的牵连,被蒋经国逮捕,后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

据统计,在随后一个多月里,共有64名参与投机倒把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公审枪决。

蒋经国的“铁腕打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那一段时间,上海的物价基本稳定。市民也很支持金圆券的兑换,主动将家里的黄金、美钞换成刚刚发行流通的金圆券。不过,很快,蒋经国就遇到了一个他终于打不动的“大老虎”。谁?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

孔令侃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作风一贯的**跋扈。他有两部车,经常在南京和上海的马路上横冲直撞,从不遵守交通规则。警察见了也只有远远躲着,不敢干涉。孔令侃除了敬畏蒋介石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连舅舅宋子文,他都毫无尊重之意,几度和他抢地盘。抗战胜利后,孔令侃从美国回来,来到上海,开办了扬子公司,自任董事长。干着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买卖。货币改革后,又公然囤积黄金和美钞。

杜月笙在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后,非常不甘心。他对蒋经国提出,“四大家族”和一些军事将领都在上海有进行经济犯罪的行为,单单打击杜维屏实属不公。蒋经国为此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发电报给杜月笙,称,“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杜月笙当即拜会蒋经国,交给他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其中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赫然在目。

10月7日,蒋经国下令软禁孔令侃,搜查扬子公司,并且查封其所有仓库。此举惊动了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案。

但是很快,孔令侃就搬来了救兵: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悄然来到上海。

孔令侃的母亲,即孔祥熙的夫人叫宋霭龄,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姐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孩子,她便把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孔令侃的公司被查,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宋美龄。宋美龄当然不负众望,专程赶到上海,把蒋经国和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和解,她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

孔令侃也威胁道,如果蒋经国不撤销控诉,他会不惜暴露让蒋家及政府难堪的事。

在宋美龄的压力之下,蒋经国屈服了。最后孔令侃交纳罚金600万美元,获得自由身,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美国纽约。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则被勒令停刊。

就这样,轰动一时的“扬子案”无疾而终,这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的彻底失败。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之后物价飞涨。人们对金融政策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导致金圆券无人问津,也无法在市场上正常流通。

金圆券问世不到三个月,就宣布完全失败。在这之前积极用黄金、美钞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手捧一堆用不出去的金圆券一筹莫展。倒是那些囤积居奇的奸商再一次投机成功,谋取暴利。凡此种种,令国民政府在军事失败之外,经济上也趋于崩溃边缘。

作为国民党的新一代政治力量,蒋经国对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当年,他在江西赣州推行政治革新,整顿吏治,让人耳目一新,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此次上海“打老虎”中又亲力亲为,重拳出击打了包括杜月笙儿子在内的几只“大老虎”。因此他一度被国民党高层和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以至于若干年后,不少怀念民国的知识分子还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能成功,将会怎么怎么样云云。历史不容假设,蒋经国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从历史背景来看,国民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党派林立、纪律松散、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政党。在长期的一党独裁环境中,腐败、贪婪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标志。历史学家吴相湘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亲国民党、远共产党的学者,连他这样的学者都对国民党的腐败无法忍受,他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这些腐败力量错综复杂,而又彼此抱团取暖,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凭蒋经国一人之力,显然无法与这些力量抗衡。更重要的是,当“打老虎”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然会牵连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打别人的老虎,还可知难而上;打虎打到自己身上呢?

对于古往今来的独裁统治者而言,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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