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士:“自由高于法治”的荒谬,兼驳刘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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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由杂说,兼驳刘军宁 文/俗士 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F.A.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的归训》 最近看到刘军宁的《〈保守主义〉释疑》(5月8日接受腾讯“中欧校友人文微信群读书会”的一个访谈稿)。在这次访谈中他说:“保守主义是人类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就我而言,极厌恶这种“最高”之类的论断——因其空洞、极端而成为谬论,听上去并不比“宇

自由杂说,兼驳刘军宁

文/俗士

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F.A.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的归训》

最近看到刘军宁的《〈保守主义〉释疑》(5月8日接受腾讯“中欧校友人文微信群读书会”的一个访谈稿)。在这次访谈中他说:“保守主义是人类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就我而言,极厌恶这种“最高”之类的论断——因其空洞、极端而成为谬论,听上去并不比“宇宙真理”高明多少——相对不那么夸张,但并不能掩盖偏执和思想狭隘。我想许多事是无法排列顺序,分出高下和一二三的,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问更是如此。不过刘军宁似乎很喜欢这种排序,就在这次访谈中,他说:“自由高于法治,法治保障自由。”并再次确认“自由高于民主”的观点,记得以前他曾发表过自由高于平等的观点。

关于自由的话题,我以前也发表过观点,今天想借此机会再谈一下。

虽然我们会把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法治相提并论,但它们其实并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所以硬要给他们之间进行排序则多少有些不合逻辑。有人指出自由高于一切,是因为他们把自由视为目的,其他都只是手段,是实现自由这个目的的手段。所以目的高于手段,所以自由高于一切,包括平等、法治和民主。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类说法的荒谬之处。

我想,在做进一步分析前得弄清几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在人们讨论自由这个话题是这几个问题都被作为一种定论,并成为讨论者的依据,然而我认为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何谓自由?由于自由的分类比较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表达得清楚,我也无法找到并给出一个自由的严格、准确的定义。但从人们争论的焦点和容易引起误解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另外的自由问题多是有此派生出来的)一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二是说:自由是有限或者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但是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与他人接触、交往,所以冲突、争执是难免的,各成员之间能和谐相处就需要一套规则来制约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这套行为规范或准则就是道德和法律。对于后一种自由有很多说法,它们之间也不尽相同,但差别多在于如何界定边界(比如刘军宁所推崇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德·柏克就把这个边界限定为法律,认为自由应是法律之下的自由)。

我觉得,前一种自由在人类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它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和梦想之中。所以,后一种自由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认为后者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其次,自由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涉,那么自由就不会成为问题。就如对于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来说,讨论自由问题恐怕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自由问题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了别人的干涉,或者别人指责我们干涉了他的自由。所以自由问题从它产生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比如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也就是说,自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体性的问题,实际却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第三,追求自由真是人的本能吗?我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过于大胆,因为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一直被看做是不证自明的人类本性,是先验的。因此自由成为许多哲学和政治学的前提,哲学家、政治学家也往往以此为起点阐述其观点。或许这也是人们认为自由高于一切的原因。

事实上,单个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生存的,人必须依靠某个群体(集体)来才能生存,即使鲁滨逊也是仰仗拥有大量人类文明的成果才得以活了下来的。我认为,无论一个人怎样宣称他热爱自由,他也不会真正离群索居——他也许就像是一只高高飘扬的风筝,我们看到了他高飞在太空,同时对它飞的高度有一个大致的评估,因为一条细细的线决定了它的高度和归宿。个人与集体之间也存在这样一条细细的丝线,那就是人离开集体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只是我们总是会忽视这一点罢了。当我们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在自由和生存之间,自由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能为之献身的人少之又少。

退一步,就算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但在自由和生存之间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自由则大多时候要让位于生存。因而在我看来,与其说自由是人类的本能,不如说奴性是人的本能更符合事实。另外,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追求自由确实是受本能支配的意识和行为,那这个自由也只是为了摆脱束缚而与后一种自由没有必然关系。

第四,自由何以可能?我们已知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那么追求有限的自由是否可能,又何以可能?我想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是理性的。有一句话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说明人的想法、欲念是相通的,至少在同一群体内是这样。因而一套规范所有成员规则、制度和法律就是可能的,每一个成员对自己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同时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也会有一个预期,同样对别人会如何行为也能基本预见得到,所以人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承担其后果。这样人们的行为就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它就是自由的,也就是说自由因此而成为可能。

第五,何谓自由的国家(社会)?人们常说某某国家是自由的,某某国家是不自由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国家本身并不存在自由或者不自由的问题,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其意思其实是指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公民)的是否是自由的。一个自由的国家说明其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当然这个意愿和行为及结果都要符合法律),即法律之下的自由;相反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也常常无法预料。换句话说,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是自由的其实是说这个国家能很好的保障人民的自由。

有一点需要说明,除了法律,人们的行为还应符合社会基本道德伦理,因为有些行为可能不违法但却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由于道德问题,以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太过复杂,所以不是本文所讨论的,本文所讨论的是一个大致的原则问题,而且是否阐明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我的表述。

第六,中国人真的缺乏自由精神吗?当我们对中国始终摆脱不了专制和被奴役的历史及命运愤愤不平的时候,总有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自由精神,不会为自由而战。事实真是这样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把自由看作是摆脱束缚和奴役,那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并不缺乏自由精神和传统。前不久人们盛赞一部美国电影《被解放的姜戈》,认为那是一部奴隶反抗暴政和追求自由的影片,并对主人公姜戈赞赏有加。不过,我认为如果把姜戈视为追求自由的英雄,那么在中国这样的英雄并不鲜见,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频繁的朝代更迭都可说是例证。

那么为什么给人造成中国人缺乏自由精神的印象呢?其实恰恰是中国人对后一种自由,也就是有序的、在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下的自由缺乏认知和理解。这一点从中国人普遍缺乏规则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连最简单的排队、遵守交通规则、不乱丢垃圾等极细微的约束都不愿意遵守就能看出端倪——“在我看来,中国人不是缺乏追求自由和捍卫权利的意识,而是没能真正理解自由和权利的本质。同时也缺乏对自由、平等、权利、规则等方面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和认识。”(摘引自拙文《闲话“自由”》)也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中国虽然有近乎频繁的朝代更迭,却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和法治的国家。当我们抱怨等级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时,其实就已经明白中国的问题盖因不平等,只不过人们不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对平等抱有偏见和鄙视,我想这其实是平等替平均主义背了黑锅。从人们对平等的批判可以证明这点——我们几乎找不到有价值的驳论,最具蛊惑性的就是动辄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说事。

我想有了前面几个问题的铺垫,再讨论自由与法治、自由与民主以及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就容易多了。

先说为什么“自由高于法治”是荒谬的。如果“自由高于法治”中的自由是那种法律之下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就是受法律规则所约束和定义的,那么“自由高于法治”就是自相矛盾之说,它等于在说“法律之下的自由高于法治”。难道这不荒谬吗?

还有,如果“自由高于法治”成立,那无异于在说法治(法律)等于一张废纸,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自由高于法治(法律)而不受其约束,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藉此不遵守法律约束,为所欲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

在中国本身就缺乏法治精神、无视规则的现实条件下,发表所谓“自由高于法治”的言论,除了会令本就糟糕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以外,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正面意义。

再说为什么“自由高于民主”是荒谬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概念虽然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但它们并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给它们进行排序分出高下就好像说“丝绸衣服比白米饭好”一样荒谬。简单说,民主的关切在于国家权力的来源及统治者的合法性,是一个国家主权在民的体现。显然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一般而言民主国家人民相对自由,因为民主国家能比较好的保障人民的自由。

那么自由与平等之间有高下顺序之分吗?依我看来这更不着调,因为,如前面所说一个自由的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套能规范所有成员的法律、规则,而平等是它的基石——没有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法律其公正性就荡然无存,没有公正的法律保障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反之没有自由平等就不可能。对于这点亚当·弗格森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透彻,他说:“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我不知道刘军宁是如何得出自由高于平等这样的观点的,当然我并没有找到他这样说的原话,不过在《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一文他说:“他(指托克维尔,笔者注)宣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他毫不犹豫地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

我想,他是借托克维尔之口表达了这个观点。但这却是他对托克维尔这句话的曲解。托克维尔的话并没有自由高于平等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提到平等,也没有自由高于民主的意思,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个人偏好。事实上托克维尔的这个偏好也只是站在其贵族立场上的观点,并不具有普遍性。刘军宁引用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序言中那句话是被省略了的。完整的是这样的:“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如果仔细分析托克维尔这句话,不难看出他虽然不热爱民主制度,但却在倾向于民主制度。其中隐含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我想应该是民主制度的相对最优性。

不论刘军宁出于什么原因发表自由高于民主、自由高于平等等观点,客观上这类观点已经成为一些人反民主、反民众的依据了——许多人在讨论中都会以“自由高于民主”“自由高于平等”为依据为民主和平等预设一个不存在的前提——自由。按照他们的逻辑,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没有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条件。至于以后会不会有人利用他最新发表的“自由高于法治”的观点反对法治建设,我们将拭目以待。

刘军宁在《〈保守主义〉释疑》中说了一句警句式的话:“监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物证,暴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人证”。

这句话如果把前后两个半句单独看,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并列起来问题就大了。其问题在于把监狱和暴君相同并论。由于监狱只是一个中性的客观性的名词,而暴君是一个贬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限定性修饰的组合词汇,所以将它们相提并论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样的句式可能会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监狱自身具有的正义性掩盖了暴君的不义性,或者暴君的不义性消减甚至吞噬了监狱的正义性;二是监狱的正义性被消减则会令人产生对法律正义性和尊严的怀疑,会产生监狱里关押的都是追求自由的人的错觉,这显然是不利于法治建设的。

或许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刘军宁的内心最幽暗之处潜藏着对法治的蔑视,他所追求的自由不过是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恐怕这也是他的言论出现“法律之下的自由高于法治”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他的意识里其实并不真心认同柏克对自由的这个解释,只不过他需要保守主义这杆大旗而已。

我认为,刘军宁这种意识也深藏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普遍无视规则、散漫的种种现象和行为就是最好的例证。换句话说,“自由高于法治”这个说法虽然以前并没有人说,但实际上它却是中国人对自由最深刻的谬见。

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附:

1、《〈保守主义〉释疑》

2、《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

3、《平等只能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

转载请注明作者:俗士 出处:sushi.blogchina.com/1573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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