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美国对华政策的四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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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在过去的大约70年中经历了四个政策框架。 第一个政策框架是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和朝鲜战争爆发。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希望二战结束后,所谓的四大警察——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分别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维持秩序。但罗斯福提出的“大国托管统治”想法很快就瓦解了。它被冷战的两极竞争替代。苏联成为美国利益和价值观难以容忍的威胁。中国是苏联在亚洲的忠实同志。 美国人曾设想,中国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成为战后时代的盟友。美国认为这样的中国是亚洲当之无愧的警察。但中国后来变成了和美国公众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国家。罗斯福青睐的中美关系政策框架也被抛弃。随着冷战开始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放弃了中美共同主导东亚的想法,而采取了遏制中国从而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战略。 第二个政策框架是遏制围堵中国。 这一经过激进修改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排斥、金融隔离、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的做法。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还承担起了保护台湾不受攻击的义务,由此积极地在中国周边,包括台湾海峡,进行巡逻。美国还通过秘密行动试图破坏中国稳定。然而,美国的不交往、军事敌对和干涉政策并未让中国进行美国的决策者所期待的反思或者妥协,相反中国变得不妥协并且好战。 第三个政策框架是1971年到1989年中美关系蜜月期。 由于对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华盛顿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北京已经和莫斯科分道扬镳。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美国制定了全新的中美关系政策框架。让所有人意外的是,中国成为冷战期间全球战略结构中最强有力的变量。从1971年到198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支持中国的战略再结盟以及增强其对抗苏联的能力。同时,尽管当初排斥中国未能奏效,但和中国接触改变了中国并且让它的政策变得对美国有利。 这一新的政策框架是25年内中美关系的第三次大转折。它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外交震动。为了稳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关系,美国减弱了同台湾蒋介石残余势力的关系。1979年开始,华盛顿正式终结了和台北的防务关系,并且将大使馆搬到北京。中国停止了它刺激性的言辞,承诺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并且开始这样做。 中美关系正常化促成了中国加速改革、对西方开放并且让经济市场化。这一进程刺激了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且使中国同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世界”牢固地连接在一起。 苏联入侵阿富汗促成了之后中美之间重要的军火贸易和技术转移。一些人误认为,中国愿意和美国合作打击共同敌人,这意味着中国愿意服从美国的领导,就如同美国冷战的盟友那样。 第四个政策框架是从1989年开始的,美国在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施压。同一年,苏联开始崩溃。由此,因为对苏联的共同敌意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框架也开始终结。大多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政治、军事对话和接触被暂停。让中国警觉的是,美国又开始向台湾地区出售大量先进武器。台海再度紧张,但是中美双边贸易却随着中国迅速扩张的经济而得到增长。 从1989年到1994年,一系列混乱的新政策开始出台。这一新生的政策框架是单边的、概念上自相矛盾并且变化无常的。新政策以切断同中国防务关系以及加强同台湾防务关系为开始。随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排斥,并且将重点放在人权改革上,几乎排除了其他所有的互动。 当这一意识形态努力未能改变北京时,美国退而求其次,将重点放在完成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融合上。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不可逆地同美国打造的全球经济秩序捆绑在一起。但是,让美国失望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依旧是中国式的而非西方式的,其人权政策也如此。由于相互猜疑、美国对台军售、美国1999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美军和解放军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停滞不前。双方的相互不了解增加了解决危机的难度。 在小布什2008年卸任时,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变成世界强国。虽然中国缺乏政治上的吸引力,并且依然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上出头,但是它已经在非洲、澳大利亚、拉美以及亚洲大陆上有了重要存在。200年来,中国的军队首次具备了在其周边海域防止外国入侵的可信能力。 也是在这时,大多数人预测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同时也开始缩小它和美国在多种军事能力上的差距。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亚洲在美国的战略中被轻视了,对华政策不能依靠自动机制来操控,而是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和亚洲政策框架。(此文为傅立民<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驻沙特大使>在美国国防学院发表的主题演讲,记者冉维翻译整理)(来自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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