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毛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现代时期,这个由毛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 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新 民 主 主 义 的 提 出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动员了成千上万地工人和农民,不仅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且要没收所有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走狗的财产,所以这场革命的首要的目的决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计划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那就是一种有利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一个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一个在土地改革完成和对四大家族垄断的财产(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实行国有化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现在 50 年过去了,当恢复活力的资本主义证明了其暂时性的稳定性,而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困难地往前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于是幻想家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时代错误的,缺乏时代性的,奇怪的逻辑。 在10年的国际国内战争,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苛责却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的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程。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紧要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 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 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韩国和其他的“”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太平洋的“四小龙”。 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的而陷入严重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所以,这个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 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