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日本女孩中国赎罪之旅:与“慰安妇”成了亲人

过去几年,日本“80”后女孩米田麻衣多次走进海南、上海、哈尔滨等地的“慰安妇”幸存者家里,同吃同住,用真诚、笑容温暖她们。米田麻衣是海南师范大学一名学习汉语的学生,在海南和那些身居偏远山村的阿婆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语言交流,大部分时间,她只能给阿婆按摩,陪她们睡觉,看她们做饭,然后在村里转一转。除了海南,她还去过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抚顺等地,实地找寻那场战争留下的阴影,“我相信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历史。”图为2010年4月30日,海南临高,米田麻衣(右)和王玉开阿婆合影,她说,“我们成了亲人,就像孙女和奶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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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衣第一次听到关于“慰安妇”的事情是在高中的时候,一名历史老师让他们看了一些中国“慰安妇”照片,“我们都吓了一跳”,从那个时候起,麻衣开始对历史以及“慰安妇”问题感兴趣。麻衣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涉及侵华战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是日本在受害,日本被美国侵略,被原子弹轰炸,日本人很可怜,死了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在韩国发生了什么”,而关于侵略战争的部分也只是提及“有些日本人去了亚洲很多国家,做了不好的事情,完了”。麻衣称这些“不是真的历史”,对于真的历史,她说很多老师不知道,有的老师知道也不敢教。“如果做错了,我应该道歉,一个国家应该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图为2010年四月,米田麻衣在王玉开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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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介绍,麻衣加入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支持协会”,这是一个支持海南“慰安妇”索赔的年轻人团体。2009年,5个日本女孩来到海南省临高县皇桐镇,麻衣就在其中。这是麻衣第一次来到海南看望“慰安妇”,过程有矛盾、有意外。“我很害怕,如果她们拒绝我们怎么办?”麻衣怀着忐忑的心理,带着药品、糖果、水果、蔬菜等礼物进入王玉开阿婆的家。“我在日本的时候,觉得她们每天都在哭,但当我进入她的家后才发现,她也会笑、做饭,和我们一样。”阿婆的乐观让麻衣觉得很意外,“我买菜给阿婆,她说不要这么多,一点点就够了,每次都这样说。”麻衣说阿婆虽然很穷,但很坚强。她们也很少直接送钱,因为担心别人说“阿婆拿了日本人很多钱”,偶尔阿婆生病住院,她们会资助一些医药费。“因为我们说的话,用的东西和身上的装饰,阿婆和邻居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但是她们很热情。”第一次接触虽然没有更多的沟通,但却让麻衣不再害怕,也让她下定决心以后再来。图为2011年,88岁的王玉开在简陋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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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麻衣研究生毕业,她决定干脆来到海南留学,这样看望阿婆就变得容易很多。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参与其中,这与麻衣成长的家庭密不可分。麻衣说自己的父母很开放,经常参加一些活动,“两伊战争”爆发时,麻衣还很小,父母就带她参加了反战游行,麻衣的妈妈是个女权主义者,这也影响了麻衣的成长。麻衣一直在研究年轻人对于战争的看法,她在硕士论文中提到,目前关注战争受害者的活动过于单一,对于“孙子世代”来说太沉重,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从2007年开始,麻衣实地走访了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抚顺等中国城市,看望过毒气战的受害者,探访过“战犯管理所”,麻衣一直在寻找真正的历史。“因为我来过中国,很多受害者告诉我他们的经历,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我相信这就是历史。”图为2000年,袁竹林(图中振臂女性)在东京民间法庭作证时,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认错。袁竹林1941年到1942年期间被逼成为日军慰安妇,袁竹林已于2006年去世,终年84岁。袁竹林是少数承认曾经当过慰安妇、并公开有关历史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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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在的历史教育并不好,有些人为了选举,不愿改变。所以我们有责任,日本政府应该道歉,但是至今都没有,我是一个日本人,应该做点什么。”这是麻衣关注“慰安妇”的初衷,她也一直在坚持。“会不会有人说你不爱国?”对于记者这个问题,麻衣露出惊讶的表情,她说这是废话,“国家就是国家,人民就是人民。我喜欢日本,也喜欢中国,不存在爱国不爱国,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太重要,因为我的护照写着‘日本’,所以我要负责任,我希望两个国家多一些对话,但是历史的东西也要说清楚。”图为朱巧妹老人生前站在门前,眺望远方,她期盼能为自己受尽屈辱和折磨的过去讨回公道,但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朱巧妹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她于2005年2月20日在上海崇明县庙镇家中去世,终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