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同盟军军官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祖父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参谋长。1933年中冯玉祥移驻于察哈尔的张家口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宣侠父以及其他一些部队相继加入。此时,祖父正在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他冒着被陆军大学开除、被二十九军革职的危险利用暑假秘密赴张家口。据祖父事后回忆说,他之所以毅然去张垣参加同盟军,有着以下三点想法:第一,不抗日不足以救国;第二,不反蒋不足以救国;第三,抗日同盟在张垣的崛起有利于江西红军的反“围剿”。

祖父到张家口后,冯玉祥将军委他为抗日同盟军军官学校专职校长(冯玉祥和吉鸿昌二将军担任名誉校长)。为了培养干部,祖父按文化程度分大专部和高中部,学校分为三个大队,即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和学生大队。军官大队学员是各部队的初、中级军官,军士大队学员是各部队的班长,学生大队的学员是各地投奔来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

当时,每日举行“朝会”,“朝会”后即进行操练。祖父定期在“朝会”后发表谈话,讲话内容多为: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主张,揭露日军侵略野心,鼓励学员反蒋、爱国、抗日的精神。

学校设在离总司令部不远的土尔沟的爱吾庐。课程以政治课为主,用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同志论著的一些小册子,苏联出版的书籍和鲁迅先生的著作等作为教材以及阅读书目。学唱革命歌曲也是很重要的课程,学员学唱歌也是分政治歌曲和军事歌曲。学唱军事歌曲和一般歌曲(如开饭歌、睡觉歌、起床歌等)时,放大嗓门教,放大嗓门唱。学政治歌曲则是压到最低嗓门教,压到最低嗓门唱。

在祖父的领导和教育下,广大学员士气很高,抗日救国的情绪不断高涨,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中共组织更是蓬勃发展。蒋介石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分仇视,他一方面从经济上对张家口极力封锁,另一方面调遣将近20个师的兵力,还配备了飞机、装甲车等,包围了张家口。冯先生不得已宣布解散同盟军。

此时,抗日同盟军中共前委决定西进河西走廊,与陕北红军会师。祖父于是号召全校师生跟随部分主力挺进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同盟军主力部队在前委率领下走北路西进,祖父率学校百余师生随同盟军第二师行动。

出发前,祖父曾经召集大队长、中队长和部分骨干分子开会说,第一,为了活动方便,必要时还要化整为零。现在决定编成五个队,每队四个班,每班十五人左右。第二,大家必须树立坚定的必胜信念。第三,同盟军失败了,为了保存力量,由我率领大家开到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会师。第四,校部决定,从今天起生活军事化,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凡不愿意参加者,发给路费,可以回家。大家同意后,校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块红布条臂章,上写“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为中国独立自由而战”几个字,还命令学员缠在左臂上。祖父告诉大家说:“这块红布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大家不能马马虎虎缠在臂上就算了,一定要缠在原来臂章‘我们是’三个字的下面。”祖父还命令每个学员领一支步枪、30发子弹和3枚手榴弹。途中,祖父又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给全体学员做了长期行军艰苦奋斗的动员报告。

队伍还未到达绥远境内,就遭到国民党武装的截击。于是前委又决定向东转移,意图奔赴冀东,争取和东北义勇军取得联系。

祖父率领全校师生紧跟同盟军第二师支应遴部。当第二师进到张北县公会时,一部分官兵看到察北地方保安队张砺生部有许多好马,就抢了不少匹。正在这时,祖父带了一名卫兵由张北县城骑自行车路过公会,张砺生部下立即将祖父扣下做人质,声称不交回马就不放人。支应遴严令部队交还马匹,才赎回了祖父。但就在此时,同盟军第二师被宋哲元的部队包围改编,重归二十九军建制。祖父只好痛心地返回陆军大学。因学校早已开学,遂由宋哲元军部给学校拍发了一份请假的电报,校方没有追究。

两次临沂之战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七师扩编为七十七军,由冯治安任军长;三十八师扩为五十九军,由张自忠代军长,祖父任参谋长;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由刘汝明任军长。1938年2月,五十九军奉命调商丘,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为第五战区机动部队。在商丘正准备进占国防工事之际,蚌埠失守,于学忠部队撤退,五十九军奉命调徐州。急命向淮北增援于部,五十九军迅将渡河之敌击退,恢复淮河北岸阵地,与敌对峙淮河。

淮北战后,五十九军把淮河防务仍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接替后,又奉调至徐州以北的滕县附近,准备对兖州,济宁之敌进行攻击。正部署间,奉战区令暂停北进,即刻驰援临沂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当时五十九军以火车输送至山东峄县,1938年3月12日,以一昼夜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挺进至临沂城郊。由于战事紧急,祖父一下火车即陪同张自忠军长前往庞炳勋指挥部研究作战计划。当时,庞炳勋建议“固守城防”。对此,张自忠征求祖父意见。祖父提出:论兵力我方比敌人多,这是我方唯一的有利条件,但就战斗力及武器装备而言,我方则远不如日军。况且临沂城池狭小,让大部队猬集其中固守,容易让日军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因此绝对不宜固守,相反,应该发动攻势,以五十九军在城外野战,向攻城之敌侧背猛烈攻击,利用夜战近战手段,争取出奇制胜。这样做,不但“可以扬我之长,而且可以攻敌之短”。庞炳勋、张自忠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三个人又研究攻击开始时间,当时张自忠认为五十九军刚经过长途行军,应该稍做休整后再行攻击。但祖父认为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所以事不宜迟,最后大家决定进攻开始时间就在当晚。

五十九军于当晚子时分数路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日军板垣师团的右侧。日军没想到我军会突然进攻,遂放弃攻城,转对五十九军作战。嗣后双方在沂河两岸,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夺战,以致战线犬牙交错,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五十九军各部与敌激战至3月16日子夜,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再无抵抗力量,遗尸千余具,向临沂以北溃逃。

将围困临沂之敌击溃后,五十九军奉令酌留一旅归庞炳勋指挥防守临沂外,其余部队即进出于费县,以策应大军之作战。3月20日,五十九军进抵费县。汤头之敌探知五十九军已调往他处后,又向临沂开始猛攻。庞炳勋再次求援。五十九军又星夜回援临沂,向敌侧翼猛攻。此时,张自忠军长征求祖父意见时,祖父认为,我方是艰苦的,但敌人同样艰苦,胜利不是不可能的,应该再坚持一夜。当晚,祖父把司令部的参谋编成若干小组,分派到第一线。相持至3月28日,直到缪澂流及汤恩伯所部援军的到来。3月31日,终于将敌人击溃。

前后两次临沂作战,我伤亡各级干部共八百余员,士兵几至两万人。但敌板垣师团也蒙受重大损失,不能继续西进。此战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临沂战后,为表彰五十九军的光辉战绩,张自忠因功升任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仍兼任五十九军军长。祖父也升任二十七军团参谋长,仍兼任五十九军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