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七月七日,不是祭文的祭文[血狼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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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不是祭文的祭文

又是一年一度的七月七日。这个“七七”,不是牛郎会织女的七夕,也不是李隆基与杨玉环喁喁私语的长生殿;这个七七,是血与火的七七,是中华民族知耻而后勇的号角!

66年前的今天夜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小鬼子兵在宛平城外拉了一泡屎。当时的他不会想到,他的这泡屎,会与裕仁、东条英机、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大川周明、大岛浩、冈敬纯、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土肥原贤二、永野修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田代皖一郎[i]、香月清司、河边正三、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清水节郎、松井太久郎等一群战犯一起遗臭万年(斜体的为卢沟桥事变直接参与者)。

枪炮声、喊杀声敲碎了卢沟晓月的静谧,也敲碎了中国人对于和平的最后一丝幻想。中国人民,终于明白,对于豺狼,忍让和屈从是没有意义的,要想挣得生存的权利,就必须重振整个民族的狼性,用比恶狼还要锋利的牙齿,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们这个习惯以德报怨的国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醒了过来。在此,老何无意过多地去评价抗日战争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意义,只想公允地说一句:抗日战争,是中国这只拿破仑口中的睡狮真正醒来的一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感激我们的敌人!

窗外,防空警报正在拉响。凄厉的吼叫,把老何拉回到了66年前的那个血雨腥风的夜里,更拉回到了72年前九月十八日的夜里。沈阳北大营的枪声,成为了我们国耻的发令枪。几十万东北军,在张小六子和荣臻的命令下,刀枪入库,被2万日本关东军直追到了山海关南。东北军积攒多年的飞机大炮,成为了日后鬼子兵残杀中国人民的利器。奇耻大辱啊!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华清池响起的枪声,抹煞不了9.18的耻辱。假如9.18时的张学良,能够抛开个人私念,不把东北军作为自己的军阀私产,果断地消灭掉只有2万人的鬼子兵,那么东北人民遭受的14年的摧残,是不是就能避免呢?但是,历史不承认假如。正如在那个世纪初的东乡平八郎一样,日本人再次在赌桌上弄险成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日本人赌国运的作为,是不值得我们效仿,但作为赌桌上的输家,我们的表现实在不能说是合格。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整个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可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一想,自己来做这个“高个子”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抗日战争之所以打了14年,完全是某些中国人给纵容出来的!如果没有张小六子送给日本人的大批的武器弹药,东北甚至都不会沦陷。

前些年说去9.18,矛头对准的基本是蒋介石,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蒋公在9.18后是如何处理的吧——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i]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但没有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而且对于上海、南昌、山东等南京政府直辖地方的官员,均作出必要时要“自卫”、“抵抗”的指示。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在线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就在抗日战争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张学良扮演的却绝不是什么光彩的角色,而擦去蒙在蒋先生脸上的尘埃,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爱国的、可爱的小老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杀可以说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蒋某,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从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固然有日本当时的国力比中国强的原因。但是,存在着一些像张小六子、韩复榘等一样的只想保持实力的软骨头,存在着汪精卫、齐燮元等一大批汉奸,存在着溥仪等一批腐朽的满清奴才等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月七日,让我们记住这些光辉的名字吧——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143师师长——刘汝明,第9骑兵师师长——郑大章。当然,更不能忘了打响中国人民反击第一枪的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民族英雄吉鸿昌的侄子,在北平失守后退路上,率部在老何家乡河北沧州泊头打过一次阻击战,用步兵轻武器击落一架鬼子飞机)。

谨以此文,献于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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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眨眼间,整整76年便已过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引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圣火,将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如火如荼。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以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辉煌战绩,一扫中国近百年尽遭侮辱、积弱不振的形象,第一次赢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

仇恨不曾生长,记忆同样无法泯灭,如今在举国纪念七七事变之时,于国耻日刺耳凄厉的警报声中,我们更应警示和鞭策自己,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在构筑普遍安全的世界中,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敲一敲“七七事变”的警钟,对日本来说是耳提面命,对中国来说毫无疑义是一声声催人奋进的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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