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解决内幕:戴季陶当众磕响头跪求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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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向大家跪着磕响头说:“我是信佛的,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3年第7期,作者:王恩收,原题:《蒋介石“国师”戴季陶的反共人生》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不久又变为坚决反共者。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他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

核心提示: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向大家跪着磕响头说:“我是信佛的,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3年第7期,作者:王恩收,原题:《蒋介石“国师”戴季陶的反共人生》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不久又变为坚决反共者。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他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也是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蒋介石的治国策略有许多都是来自戴季陶那一套反共理论,因而戴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

追随孙中山,但反对联合共产党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在日本与蒋介石相识。他毕业后回到上海担任《天铎报》主笔,他才华横溢,笔扫千军,是当时著名的思想界冲锋人物,许多青年人都喜欢读他的文章。不过,那时戴季陶不叫戴季陶,而是叫戴天仇,意思是他与满清王朝不共戴天。由于他在《天铎报》上经常发表反对清朝的言论,所以清政府指名要抓他。为躲避通缉,他先逃往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仍宣传革命,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戴季陶回国。参加了陈其美、钮永建等人组织的上海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戴季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接着,他参与创办《民权报》。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孙中山见他年轻富有才华,就携带他同往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任全国铁路督办,戴季陶被孙中山任命为秘书。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讨袁战争失败后,戴随孙中山流亡日本。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18年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随后,军政府进行改组,孙中山受排挤,他先随孙回上海。后全家迁回浙江原籍吴兴(即湖州)。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回到上海。

1919年6月,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宗旨是介绍世界的大势和思潮,唤起青年。在《星期评论》上他用不少篇幅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当时,戴季陶还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他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从1919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他的文章也试图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词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他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对当时进步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前后,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同时也想为革命筹集一些资金,在上海搞了个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所开业初期,经营比较得手,股票行情不断上涨,戴、张、蒋等人骤然获得巨额收入。这时,戴、蒋换贴结为异性兄弟。蒋比戴年长3岁为兄,戴为弟。

戴季陶与蒋介石等人获取巨款后,便花天酒地大加挥霍,好景不长,戴、张、蒋等人的交易所逐渐面临危机。到了1922年春就彻底垮台。他们还欠了大量的债,众人登门要债。

戴季陶在上海交易所期间,与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有交往。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戴季陶曾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当要正式建立组织时,他借口孙中山还活着,不能参加别的党派,就退了出去。

1920年11月,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取得胜利。孙中山返粤重新建立军政府,戴季陶也跟随赴粤。12月下旬,戴季陶到浙江奉化探望蒋介石并劝说蒋到广东任职。但因蒋嫌孙中山没有授予大权,不去任职,他只好怏怏而回。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和北伐军讨陈失利后,离粤去沪。10月上旬,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到沪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命戴季陶入川,与川军进行联络工作。这时戴季陶在遭受了一些公务私事上的挫折之后,心灰意冷,在途中得悉川军各派正在酝酿战争的传闻,精神更加颓丧。当所乘之船驶向宜昌途中,他突然趁夜黑跳江自杀,幸赖渔夫救起未死。从此他便信仰佛教。11月18日到渝就职。但由于军阀混战不休,他在四川期间工作没有什么成效。

1923年12月上旬,戴季陶从四川回到上海。当他得悉孙中山已决定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他表示反对,他向廖仲恺提出:“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留两党籍。”有一次他写信给廖又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做为正菜的。”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季陶出席了会议,被选为中央宣传部长,并负责筹建中央通讯社;2月又兼任筹建中的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但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十分不满,曾三次离粤返沪。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他去了北京,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时,他也在场。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共合作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开始四处活动,戴季陶是代表人物。六七月间,戴季陶接连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

在戴季陶写的小册子中,还公开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在戴季陶影响下,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就遭到中共中央的反击,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力反击下,戴季陶分裂国共合作的阴谋未能得逞。

坚决反共,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林森、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即“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1月中旬,戴季陶同邵元冲、沈玄庐等人到北京准备出席会议。当会议开场前夕,有些人以戴、沈曾与中共发生过密切关系为由,将他们绑架并痛打一顿,责令不准与会。他被迫于20日离开北京,返回上海。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对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作了军事报告。同时,蒋介石等人大力庇护戴季陶,使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按照蒋的旨意,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出访日本。在一个半月内,他先后在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发表演讲64次。在公开场合他以外交官身份,侃侃而谈,讲了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话。实际上,他此行主要是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介石对当时时局所持的立场和即将推行的政策,谋求日本当局对蒋“谅解”和“合作”,“结果甚为美满”。他从实地考察和研究中也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某些本质,回国后着手撰写《日本论》一书。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不希望中国统一于革命,它将采取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而面对中国大陆进攻,从台湾窥视华中、华南到东南亚的“蝎形政策”。这些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见地的。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搞清党活动,就是戴季陶那一套反共理论的应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应蒋的电召赶赴南京,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极力吹捧蒋介石的行为。在清党之后,他又编成了一本名为《青年之路》的书,他在该书中称:“反共运动,决不是守旧的反动,是求生努力,不是虚伪的行为,是很真实的社会力的表现,是对于纵欲败度青年的惩罚。”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后,戴季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这时,他位居高官,是最得意的时刻。在其接待室悬挂一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他的办公室则称为“待贤馆”,作出“选贤任能”的姿态。从设立考试院,直到1948年7月,戴连任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经手制订颁布考铨法规多达100多个。1931年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考试的范围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领事馆5种。以后逐渐增加,到1946年第十三届高等考试时,范围扩大到13种。

1931年7月,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第一届高等考试,担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亲自主持命题。考试完毕,2000余名考生在南京停留等候发榜,他组织人员昼夜阅卷核分,因及格人数寥寥无几,决定凡得分55分者均算合格录取。放榜后,发现有一考生在录取分数线内而被遗漏。他一面下令补录,一面上报呈请处分,甚至声泪俱下,承认忙中出错,不能免其咎。在他坚持下上面决定罚扣他本人薪俸3个月,秘书长扣薪1个月,科长记过一次。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集中一切力量围剿工农红军。1932年4月间,戴季陶前往西北考察,到西安发表演说,为蒋介石的错误政策辩护。西安的爱国学生非常气愤,当场把戴包围起来,严厉斥责他的错误言论,抗议南京政府对日的妥协态度。他当时难以脱身,最后愤怒的学生们把他的座车烧了。

但后来,戴季陶对抗日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这些话表明戴季陶并不甘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他已开始逐步向抗日方面转变,但在当时他对日仍想通过谈判妥协换取和平。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的主战派,他们力主以武力对西安进行讨伐;另一种意见是以孔祥熙、冯玉祥为首的主和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很显然,第一种意见是置蒋的生死于不顾,第二种意见是考虑到蒋的安全。两派在会上争论不休,到午夜2点还不能决定。这时,戴季陶站起来大声说:“我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大计,明天全国就会立刻大乱,政府也会垮台,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在戴季陶等人的鼓噪和煽动下,讨伐派占了上风。于是会议作出决定:调动各路兵马,讨伐西安。

但宋美龄从上海回南京后,极力反对讨伐,她说:“战争开始之后,蒋介石不为其亲自统帅的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死,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12月14日,应宋美龄等人的要求,孔祥熙召开高级会议,讨论军队讨伐前,如何采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劝导下,会上大多数人都转了向,主张和平营救,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向大家跪着磕响头说:“我是信佛的,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自感大势已去,服安眠药自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连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即9月3日)就到“桃园”拜访戴季陶。毛泽东对戴季陶是很了解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人就在广州共过事,后来因政见不同分了手。毛泽东对跟随他的人说,不能只拜访国民党左派,还要拜访国民党右派,因为在国民党中掌权的是右派,要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毛泽东的突然到来,使戴季陶措手不及,局促不安,他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

但戴季陶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为尽地主之谊,他还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他在邀请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9月30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席间,他们仅叙往年共事之友情,不谈其他的敏感话题。

1946年春,戴季陶随国民政府从山城重庆还都南京,他率属员返抵原考试院旧址办公。这时该地呈现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使他感叹不已。194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他继续任考试院院长。此间,他的神经衰弱症复发,整日郁郁寡欢。内战爆发后,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会取代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全部丧失,戴季陶非常痛心,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不久,就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湾。当有关人员通知戴季陶去台时,他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1949年2月10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年2月11日,他终于吞服安眠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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