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千年后为何国将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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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经济方面射出的第一支箭是宽松货币政策,设定2%的通胀率目标,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两年内将基础货币从135万亿日元倍增至270万亿日元。 第二支箭是财政刺激政策,2013年1月11日通过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计划。 第三支箭是结构改革。6月14日,安倍内阁正式出台“日本再兴战略”,以结构改革、放松管制、投资和贸易自由为核心的成长战略浮出水面。 安倍经济学收到了一些效果。日经225指数从去年12月的8000多点启动,一度达到今年5月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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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经济方面射出的第一支箭是宽松货币政策,设定2%的通胀率目标,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两年内将基础货币从135万亿日元倍增至270万亿日元。

第二支箭是财政刺激政策,2013年1月11日通过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计划。

第三支箭是结构改革。6月14日,安倍内阁正式出台“日本再兴战略”,以结构改革、放松管制、投资和贸易自由为核心的成长战略浮出水面。

安倍经济学收到了一些效果。日经225指数从去年12月的8000多点启动,一度达到今年5月15900的制高点,累计涨幅超过80%,使此前的6个月成为近30年里日本股市上涨最快的一段时期;日本政府6月10日公布的数据,将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从原来估计的3.5%,上调为4.1%;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的私人消费,也出现复苏的势头。

但日本身陷沉疴,失去的20年,财政是表,产业是里,心智与灵魂乃是根本。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239%,为发达国家最高,背后的原因是产业竞争力下降。而产业竞争力下降,则源自失败随成功而至、沦丧继骄傲而来的魔咒。这样的处境在世界经济史上并不鲜见,“英国病人”、“荷兰病人”殷鉴不远。但问题是,现在日本还遭遇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老龄化的乌云已将日本列岛笼罩,太阳之国到处是浓重的雾霾。

创新力的丧失之后,推动“大和号”开拓万里波涛的引擎已经熄火,不管驾驶室和甲板上的人们如何努力、如何改变位置,都无法改变顺着湍急的河水漂流而下的命运。日本6年换了7位首相,就是这种无可奈何状况的真实写照。但是,比体质虚弱更可怕的,是心力的衰竭,最可怕的是病急乱投医,即所谓理智的狂躁。

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日本第一”甚嚣尘上,但泡沫崩溃后,日本陷入了长期衰退的泥潭,犹如宿醉之后头痛欲裂,先是“失去的十年”,后来又成了“失去的二十年”,至今也看不见隧道尽头的亮光。

曾经在日本通产省工作、现在创立民间工作室的学者津上俊哉认为,“迷失的20年”可分成“前期10年”和“后期10年”。在北京参加国际会议的间隙,津上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阐述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前期的主要原因是类似这次欧美的金融危机,泡沫破灭带来的“去杠杆化”,后期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研究员任哲也有同感。他认为在“失落的十年”里,日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泡沫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的产业竞争力还是很明显,制造业依然很强势。而在“失落的二十年”里,日本的优势产业开始面临来自韩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挑战,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领域,像家电、中低端半导体,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在香港一家国际机构供职的松田小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情势,确实是过去没有过的:“日本病了。优越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闭塞感。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态度以及人间互信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寺内则雄先生在伊藤忠商社工作多年,他也认为现在的日本人对未来充满了不安,“经济停滞,差距拉大,过去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分崩离析……”

经历了泡沫的狂欢和沉沦的苦痛,现在人们对日本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真正作用的反思,正在加深。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从过往的经验看,政策在制造问题方面往往立竿见影,而在解决问题方面却不能手到病除,灵验度要大打折扣。

比如,日本学者增田悦佐就指出,真正终结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田中角荣首相的列岛改造计划,正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造成的巨大浪费,给日本经济埋下致命隐患。

再比如,为应对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等主要货币急剧升值,对冲出口下降带来的景气低迷,日本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泛滥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产生了泡沫的盛宴。也正是后来大藏省财政和日银货币政策的突然收缩,刺破了泡沫,使日本沉入深渊。

泡沫崩溃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被政府当作危机治理的大旗祭出,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几任首相都曾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增加公共支出、刺激需求,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国债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9%,为发达国家之最。而货币主义的供给,也遇到了流动性陷阱,企业致力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不愿借贷。

安倍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拾凯恩斯主义牙慧,而对日本经济政策的遗产缺乏起码的梳理和反省,“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没忘记”。这些激进的政策收到短期的效果,类似给垂垂老者注射兴奋剂。走在老路上,只是急躁和鲁莽的程度登峰造极,结果是危险的,只会加快倾覆和沉沦的进程。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已将日本国债评级下调至“A+”,并将其评级展望定为负面。人们已经开始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东方的希腊”?局面也许更糟。日本股市近期的连续暴跌,只是剧烈地震之前的征兆。真正的灾难,还在后边。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泡沫推波助澜,但日本“失去20年”的深层次原因,是产业竞争洋流的走向变了

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泡沫的产生集聚推波助澜,也正是政策的突然紧缩,刺破了任由膨胀必然吞噬一切的泡沫。但平心而论,将日本经济潮进潮退的原因归结为政策,恐怕既给了决策者过多的荣耀,也给予了过多的耻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策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竞争洋流的走向。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强大的竞争力,曾经使欧洲、美国等经济体一度黯然失色,在形形色色的“贸易战”中,日本扮演了进攻者和占领者的角色。在经济战场上挽回颜面甚至扬眉吐气的法宝是产业竞争力的强弱。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日元也经历了升值过程,兑美元的汇率从360∶1到240∶1,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但资源贫乏的日本经济并未衰弱。

产业引擎的动力太强劲了:50年代的“三神器”?穴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雪,60年代的“三C”?穴彩电、空调、汽车?雪,70年代钢铁、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崛起,并迅速向汽车、电气、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升级。一直稳坐世界头把交椅的德国照相机产业,1965—1975年十年之间,被日本竞争者打垮。1965年之前没有对手的美国家电和机械设备制造商,被日本逐出了市场。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达到1104万台,不仅超过了美国,跃居到世界第一位,甚至超过了西德、法国和英国生产量的总和。外汇储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日本让欧洲和美国尝够了“跛脚鸭”的滋味。

日本企业充当了产业竞争的旗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东洋之花核心和灵魂的作用堪称惊艳企业:1988年的时候,按美国《商业周刊》排名,世界前30位大企业中,日本占据22席。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揭晓,从第一到第五都是日本的综合商社。索尼凭借彩电、随身听等产品,风靡世界。1987年,洛克菲勒中心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家历史地标”,以表彰它的存在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做出的贡献;1989年,日本三菱集团以13.7亿美元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之后,美国人的惊呼是: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也正是在1989年1月,《日本可以说“不”》出版,索尼总裁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呼吁被惯称为Yesman的日本人对美国说“No”。

但是很快,正像世界制造业的洋流从佛罗伦萨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再从曼彻斯特转到纽约一样,日本独领风骚之后,也未逃脱“依着桨叶歇息”者的命运——“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站在门口”。

津上俊哉曾在日本政府部门工作,在和笔者交流的时候,他对这种“转换”感触深刻:“日本那时有向国外学习的良好风气,政府有关部门在酝酿制定政策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世界主要先进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调研。但是,当‘终于赶上了’等沾沾自喜的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时,这种风气就消失了。”曾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部分制造业领域里,许多公司满足于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及时从陈旧的交易方式中摆脱出来,导致与世界商务活动的开放式交易和高速运行相脱节,连金融、IT、农业、物流配送、教育、医疗等较落后的领域也沉浸在“世界第一”的氛围中,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90年代的IT革命成了分水岭。在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等领域激动人心的肉搏,决定了国家竞争优势的此消彼长:日本一度在半导体、硬盘制造上取得了当年在钢铁、汽车领域那样的优势,但在软件方面,美国抢占先机。新经济的竞争结果缔造了克林顿时代的繁荣,而日本开始了沉沦的历程。

早稻田大学教授阿古智子认为,现在日本的落后是全方位的:“信息产业比不上美国,制造业也不行了,日本的家电已经完全没有了竞争力。日本自由贸易政策决策速度太慢,对大公司的支持比不上韩国,自由贸易政策也比不上韩国。农业尤其需要改革……日本人,包括官僚、国会议员,必须接受现实”。

曾经独步天下的日本企业,现如樱花在凄风苦雨中飘零。由于曼哈顿楼市不景气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三菱最后以原来买进价的半价又卖回给了原主,三菱在这里面赔得一塌糊涂;索尼连续四年亏损,2011财年的亏损额达到64亿美元。2012财年靠大幅裁员、出售办公楼和股权,五年来首次实现全财年盈利,但一时好景能否持续,尚不得而知;创始人有“经营之神”称谓的松下,截至2013年3月,年度亏损额也达到7542亿日元。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任哲先生认为,中小企业的萎靡不振,也是让日本凋零的一个原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支撑着日本在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可是现在优秀技工已经越来越少了。一个原因是后继无人。年轻一代不愿意去做技工这种苦活,向往更体面、有个性的工作。还有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以及技术人才向海外流失,退休的日本技术工人在中国以及东南亚非常受欢迎。”

在NHK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中,介绍日本伟大业绩的“X计划”节目很受欢迎。但是津上俊哉认为,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是没有意义的。他建议电视台在回顾前人伟业的特集以后,紧接着播放批评现代人之失误的专题片:“必须正视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的事实,重新找回虚心学习的精神,再度开始努力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成为丢脸的‘败家子’,无颜面对先辈”。

安倍内阁14日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启动以结构改革、放松管制、投资和贸易自由为核心的变革,试图重塑产业竞争力。但要想救治“日本病人”,恐非易事。日出之国遇到的难题,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日本老了。

日本犹如脱却果实的空壳,生机勃勃的精神已经消失了。在劫灰余烬中能否诞生新鲜活泼的生命,取决于他们对挑战的应对……

日本银行进行过一项研究,2000年—2010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0.9%,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而劳动人口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约为1.5%,在发达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GDP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劳动人口的减少。

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工业国家,现在却陷入神话破灭的反思中。对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衰退,人们的认识正在深入:起初关注的是“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和扩张财政政策的后果;随后发现,产业竞争力的地基已经下沉;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深层次的病因是畸形的人口结构:由于劳动人口的缺少,日本逐步失去了创新能力,消费也开始萎缩……老龄化,才是影响日本经济寿命的真正元凶!

日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了老龄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超老龄社会”: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的人,1995年达到最高峰的8700万,2010年则减少为6590万人;2055年将迎来老龄化顶峰,老龄化比率将高达40.5%,而75岁以上老人将占到1/4;到2100年,日本人口总数为4959万,较2010年减少61.3%;据日本东北大学研究小组预测,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一千年后15岁以下的人口将降为零。这意味着,日本国将不国。

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高龄少子化,人们的解释不尽相同。记者咨询在日本商社工作近十年的祁女士,她的答案是:大部分女性开始独立工作,不再甘心做家庭主妇。她们或者在国外工作,没有机会接触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又不想嫁给外国人,一拖再拖,结果年纪大了就随它去了;或者在公司日本总部,未婚女性也想结婚,但因为自己太能干了,男人望而生畏,结果就情愿或不情愿地一直工作下去。另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件辛苦的事,现在日本以核家庭为主,养育孩子的重任落在女性身上,压力增大,精神紧绷,甚至出现了虐童等社会问题。尽管日本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生育,但不打算要孩子的还是很多。她的感觉是,日本的家庭制度正在慢慢崩溃……

早稻田大学的阿古智子教授在和记者交流时,感受也很无奈:“现在的日本,跟过去不一样了。经济景气低迷,贫富差距加大,教育、家庭、社区、医疗、养老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城里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多;一些低收入家庭,家长年轻时候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对孩子教育更成问题,打骂、虐待,辍学率很高;一些公办学校的老师素质低,教学质量差;邻居之间很少来往;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也没有过去强了。一些过去难以想像的事情,都出现了:一个单亲家庭的母亲,离家未归,两个小孩饿死在家里……”

对日本的未来,著名学者津上俊哉极度悲观:“全部是老人的社会,没有活力了,死气沉沉。但如果鼓励生育,也未必有效果,说不定又会面临老人未减少,而需要抚养的人口急剧增加的困境。”

问题不只这些。除了人口结构、形体衰老等层面,内在的精神气质也许已经产生了质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任哲先生观察到了国民精神层面上的变化老电影里面的日本人为了摆脱战败的阴影,是那么积极努力地去工作。一个汽车维修作坊的老板说:总有一天自己的作坊能够走向世界!虽然当时日本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再看看现在的日本人,很多场合会让你很失望。对于社会上和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冷淡。老人的孤独死和电车上的不让座现象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更严重的是年轻人缺乏上进心,不愿意吃苦,也很少有勇气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常听日本商社的人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被派到国外去,理由居然是“IloveJapan”!

曾经辉煌的国家一蹶不振,任哲认为精英阶层负有主要责任。可一旦问及谁是日本精英的时候,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了。那么日本的精英都到哪里去了呢?一亿皆中产的思维方式和极高的国民教育水准,难道埋没了本该引领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

就像体质虚弱容易上火一样,精神的虚弱也往往以极端的轻率、浮躁和鲁莽表现出来。首相频繁更迭,但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应对沧海横流的底气。不管是前首相野田,还是现在的安倍,在津上俊哉看来是“日本没有船长”,而中曾根康弘则斥之为“客厅里的肤浅争吵”。

至于希望在哪里?阿古智子教授说她看不到:“日本需要伟大人物,但问题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日本的制度需要重新建设,提高国民素质、改变国民的观念,这都需要时间,不是一下子就行的。”

日本历史中不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先例:大化革新和遣唐使、黑船来袭和明治维新、败战废墟和高速增长的奇迹,日本一次一次化危为机,在即将沉入深渊的时候,开始升腾的历程。现在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转机?但如果普通的日本人只想过安心、舒适的生活,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一味加剧,期待横空出世的“骑士”、“英雄”给日本带来崭新的时代,恐怕也不现实。

让日本重新获得生机,只有思想上的彻底开放,承认并保护社会的多样性,接受多样性进入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需要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锐意进取开拓的年轻人。但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政治上抬头的是那些保守主义政党,populism成为主流。

希望尚在。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任哲看来,年轻一代人有一个有趣的思维,那就是不当Numberone,只想成为一个Onlyone。日本年轻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还让日本在时尚文化领域拥有地位。如果日本的制造业,能够与年轻一代人的这种以个性和概念取胜的onlyone思维结合在一起的话,日本应该能够继续有所作为。在日本的“城市再造”过程中,像表参道等一些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都市与自然的融合。当有一天日本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优势,日本仍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国度。

“药医不了的用铁,铁医不了的用火”,这是希波克拉底的格言。现在的“日本病人”的挑战与应战,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章节。要像传说中的凤凰重生,必须忍受痛苦,在火葬的柴堆上焚烧自己,唯有如此,才能期望劫灰余烬中诞生新鲜活泼的生命。这不仅需要洞见,而且需要毅然决然的执行力。但这是历史哲学的任务,安倍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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