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史上经常闹“钱荒”的一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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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宋朝是历史上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但“‘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6月30日,历史爱好者吴钩发表博文指出,宋朝虽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结果导致铜钱购买力下降,而“钱荒”却一直没有解决好。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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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历史上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但“‘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6月30日,历史爱好者吴钩发表博文指出,宋朝虽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结果导致铜钱购买力下降,而“钱荒”却一直没有解决好。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包恢《dasjyl555.com》)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是历史上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如宋仁宗朝庆历年间,江淮出现“钱荒”;神宗朝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荒钱”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阯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泄,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今人的研究表明,宋代“钱荒”并不是因为铜钱短缺,换言之,铜钱的外流对“钱荒”或有推波助澜的影响,但不能说是导致“钱荒”的元凶,因为宋代政府投入市场的货币总量是非常庞大的。北宋时,宋政府每年的铸币量高达一二百万贯、二三百万贯,宋神宗元丰元年间还创下年铸币量超过500万贯的记录。这还不包括四川的铁钱、交子(纸币)以及货币化的金银。而唐代的年铸币量,高最也不到33万贯,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还不及北宋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学者统计,北宋末,宋政府投放于市场的铜钱总量约有三亿贯,这个货币总量,是足以满足当时市民的交易之需的。南宋时,每一年的铸币量虽远不如北宁波,但政府发行了大量纸币支持市场的运转,当时的“钱荒”也表现为“物贵而钱少”,可见并没有发生通缩,总体的货币供应量并不缺乏。况且,宋朝的商业信用工具也比较发达,大宗交易通常不必使用现金,而是采用“赊买赊卖”等方式。

那么为什么宋朝还要时常闹“钱荒”?宋人自己也比较困惑,如生活在北宋中叶的李觏就问道:“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

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最近流行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李觏说“民间鲜藏镪之家”,可能不大准确,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做“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铜钱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为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有点像楼价高企不下了就采取“限购”措施,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钱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宋朝的领导人虽然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而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结果导致铜钱的购买力下降,而“钱荒”却一直没有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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