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中国历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个亚洲最难解决的问题,从秦汉的宰相制、唐朝的节度使制、武则天的酷吏制、明朝的朱元璋的贪污五十两银子剥皮制、本朝的三反五反制和文化大革命制,都没有解决腐败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官是什么人,以为官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普通人,错,官是优秀的人,杰出的人,他们要不是通过科举制度万里挑一的人,要不是冒险和玩命获得军功的人,要不是服服帖帖伺候伺候别的“官”的人,他们智商极高,能力极强,胆子极大,能吃老百姓不能吃的苦,能受老百姓不能受的罪,他们绝非普通人,他们不是平凡的人,他们生来就是吃肉的人(肉食者),你让他们吃草,他们能愿意吗?一头羊饿极了,会咬死一群羊,其实他最多也只能吃半只羊。因此让官像老百姓一样过着平淡的日子,美其名曰为清官,只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你得问优秀的官人愿意不愿意。

这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种办法是高薪制,官一般都是有野心,有权力的人,如果引导得当,是社会的正能量。但是如果把他们饿极了,他们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他们会疯狂的自己想办法满足。因此,权力越大的人,薪酬就应该越高,而且要足够的高,因为如果不够高的话,他们会用自己的权力去让自己的薪酬足够高,而且为了掩饰,会做大量的无用的铺垫,造成社会物质的极大浪费。现在被抓起来的人动不动十几个女人,上百套楼房,几千万现金,这是一种长期清官饥饿的结果,一种畸形的占有欲,本来自己吃不了,不需要,也要硬吃多占。宋朝就很聪明,宋朝的官员薪水足够高,清如水明如镜的包大人的年薪是3000万人民币,而美国奥巴马的年薪是40万美元,外加5万美元零花钱。官就像公园里的老虎,你喂饱了他,他每天吃饱喝足,会变得很温驯,不仅不伤人,而且会幸福的躺着,任你观赏。历史上很多官府的中堂摆着一副画,画中一只猛虎,就是这个意思。有人会说官的贪欲是无限的,多少薪水也满足不了。错,人的欲望其实是有限的,试问你一晚上能睡几个女人,一顿饭能吃多少海参。

第二种办法是官位升贬制、待遇终身制。官是有能力,有理想的人。社会应该尊重他,包容他,保护他。当官员贪污受贿,不要大刑伺候,而应该降低职位,原来是厅长的,是大官,降成处长、科长,还让他当官,只是当个小官,这样不仅少失去一个优秀的人,而且还能互相制衡,因为我虽然现在是科长,是你的下级,但以前我还是你的上级呢。就像宋朝的苏东坡,前两天还当宰相(总理)呢,后两天就被贬为团练副使(县武装部副部长),再后来又当市长,最后又当部长,这样他很有保障感,当的好,是大官,风光无限,当不好,是小官,维持一个生活体面。这种升贬制、终身制的保障感会让官员放开手脚为百姓办事,为皇帝分忧。而现在呢,要不只升不降,要不死缓无期,这种高风险无保障的职业只会让官们铤而走险,在位猛捞,造成社会物质的极大浪费。国外目前实行的总统、高级法官等高级官员的待遇终身制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这就像长辈犯了错(民是官的子,爱民如子),

晚辈可以批评教育,但不能拳打脚踢,父母还是父母,将来还是要养老送终的,有这种升贬制和待遇终身制,试问哪个官不爱民如子?改革开放后废除了领导终身制,腐败更少了吗,以前那些单位的老领导真的很关心职工,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自己。周朝的“刑不上大夫”和赵匡胤的“不得杀士大夫(文官都是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也是这个道理。

第三种办法是事务性官员的官位承包制,一个事务性官员当官当累了,当腻了,或者想当别的官,允许他买断官龄或者转买给别人,这样官就成了一种期货,通过市场调节,达到官的能力和数量的优化配置,实现官场的稳定,更好为老百姓服务,就像农产品期货产品一样,如果农产品放开期货,我们不会出现葱蒜的天价情况。世界上什么最贵,不是黄金,是违禁物品,因为它是不允许卖的,如果允许买了,它的价格就下降了,这就是原理。以前银行有个职位叫做股长,把股票和长官联系在一起,是个不错的想法。法国的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当着议员,后来觉得没意思,把议员的头衔卖了60万法朗,然后悠哉游哉的去研究“三权分立”了。清朝的时候开始实行“捐官”,各品(级别)的候补官都可以“捐”,谁都可以当官,慢慢的官不是稀有物品了,人们也不怎么想当官了,有人去搞实业去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人说,如果都”捐”官,那清朝的官是不是太多了,老实告诉你吧,清朝的官民比试1:1000,现在的官民比是清朝的35倍之多。也有人说,清朝是因为“捐”官完的,错,实际上官不管怎么样上来的,干的基本事务都差不多,只是个职业而已,因此不会因为“捐”而完,也不会因为全部科举就“清”的一塌糊涂。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低,只是武力弱了些,又没赶上好时候,八个世界猛男一起打,能撑的住吗,试问现在世界那个强国能顶的住安理会五强?

在西欧,很少发生“官民”对立的事情,这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的国王,贵族,平民,教会都是很实际,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要求自己的权力,他们互相商量着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不要求绝对平等,平民可以用平等换取自由,最终形成了社会契约,这就是宪法。而我们两千年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小农们对平等的极端渴望,甚至畸形的嗜好,他们宁可一起穷,一起弱,也不能少数富,少数强,老子说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老百姓要求官和自己一样,这可能吗?结果就是小农自私的渴望清官,而那些杰出的人付出了那么多却想分享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形成了一个矛盾的怪圈。因此,解决腐败的问题,不是从制度改革入手,而是要开启民智,这个民智不是什么空泛的“平等”、“自由”、“民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愿望,相互尊重实力,互相协商利益,为了实现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的最大化而努力,避免破坏性的冲突,避免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损失。

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节目,里面有一集讲述的是荷兰的崛起,荷兰市民阶层因为出产鲱鱼而大量致富,他们用财富向贵族买来了城市自治权,最早的实现了自由,很快便崛起。要是按照我国小农的想法,我生来是自由的,我跟贵族是平等的,我凭什么要和你买自治权,我想自治就自治,结果被贵族带几个骑士一把拍灭。

因此,理性,务实,不去追逐虚幻的海市蜃楼,而是耐心的修建自己的安乐居屋。这是本文结束语。

本文内容于 2013/7/5 17:54:03 被小编a1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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