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699万应届毕业生就业 一银行领导层下令要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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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要: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今年5月初,一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三线城市招人,一个本科学导演的女生也报名考试。她专业虽然不对口,但银行领导层下死命令“必须要她”,“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县级市的公积金中心主任,每年弄来1亿存款不成问题”。   编者按   699万,是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数字。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比宁夏回族自治区的630万人口,还多69万。   今年是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庞大的就业人数,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


摘要: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今年5月初,一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三线城市招人,一个本科学导演的女生也报名考试。她专业虽然不对口,但银行领导层下死命令“必须要她”,“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县级市的公积金中心主任,每年弄来1亿存款不成问题”。

编者按

699万,是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数字。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比宁夏回族自治区的630万人口,还多69万。

今年是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庞大的就业人数,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让这群90后一出校门,便承受着白热化的竞争压力。

对于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找工作”是现实社会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能力与学历、门第与机遇,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他们最后的就业选择?在和社会的碰撞中,他们有哪些领悟?在找工作的成功与失败中,他们如何看待社会,如何认识自己?

和毕业生同样忙碌的,还有各级政府。对于它们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最难就业季”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在“就业公平”问题上,有哪些现象或趋势值得警惕?请见南方周末本期“大学生就业”专题报道。

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

“社交和情商是大学生能力的一部分,未来你能否成功,这起到很大作用。”

虽然“关系”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吃重,但李春玲研究发现,“个人能力以及大学生文凭的价值,还是排在第一位”。

张卫从来没想到,找工作会有这么难。

他是江苏一所211高校新闻学院毕业生。最初,他的目标是在省内找份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在网投和校园招聘会上,他向南京报业、现代快报等媒体投了简历,都没有消息,“感觉媒体不怎么招人”。

几番尝试之后,张卫发觉今年文史哲应届生找工作“真心很惨”,“一般工作月薪最多2500到3000”。他不得不放宽了简历的投放范围,开始漫无目标地尝试,甚至连火车上搬货物的工作也投了简历,“对方只要初中文凭,工资有5000元,竟然就是这个收到了回应”。

作为今年699万普通高校毕业生之一,张卫遭遇的求职困境决非特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3年比去年新增19万毕业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社会知名调查机构麦可思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同比下降9%;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

张卫所属新闻学院的就业情况不算理想,男生除了几个做公务员、进电视台和银行外,其他大多进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女生中有3个考上了公务员,还有一些人“以实习的名义在上班”。

四处碰壁之后,张卫赶上老家(一个县级市)的公务员考试,并有幸成为全班六名未来公务员之一。只是这个职位——法院新闻宣传部门,已与他最初的媒体志向渐行渐远。

在这个被媒体称为“最难就业季”里,许多大学生找工作的努力一次次受挫,理想中的工作方向也被迫让位于现实的生存压力。能力与学历,门第、社会关系和机遇,究竟何种因素决定了大学生最终的“签约”?那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在和社会的初步碰撞中,又有哪些现实的经验和领悟?

为什么要考公务员?

张卫从小被外婆带大,毕业时一直想找个离家近的工作,将来可以照顾她。不过,对于他这样的新闻专业毕业生来说,在老家找份媒体工作月薪至多有两千多元,很难生存。“但公务员工资标准要好很多,能达到5000元左右,至少买房子差不多了。”

考公务员,的确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项。华东一所二本学校的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班31人中,有十多人考公务员。北京大学某文科学院50多名硕士毕业生里,90%参加了各级公务员考试。

2013年2月,江苏省推出了公务员招考公告。张卫查了下职位表,在他家乡中文类的职位只有五个,便选了法院的新闻宣传岗位。后来他发现这个岗位报名人数不多,“只有33个”。3月底,张卫在苏州参加笔试,结果在所有报考者中排名第一。

公务员录取比率极低。上述北大某文科学院,只有李风一人考中国家公务员。去年11月底,当李风打开那个巨大无比的公务员职位EXCEL表格时,才发现不需要基层工作经验的岗位只占三分之一,且多数是语言专业。其他要求也五花八门,如省级台办需要考生会讲闽南语,只有福建同学适合,“适合自己的不超过5个”。

李风报考的职位录取率是1比200,开放报名第一天,就有超过200人报名。整个流程走下来,李风认为“笔试基本是公平的”。按规定,面试成绩要在两天内登录进人社部的系统里,只有考生本人可以查到。

据一位地级市国税局干部介绍,公务员考试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面试采用从其他地方调考官面试的方法,考场、主考官都是临时通知,供社会关系操作的难度明显增大,“我们局副局长的女儿今年通过了国考笔试,面试差了0.1分,还是没办法进政府部门。”

在山东某地级市参加国考面试时,本科毕业生张磊磊被要求绝不能透露个人信息。“比如有300人参加面试,我会被分配一个号,进考场后只能说我是多少号,不能说我叫什么,在哪里毕业等,否则就是0分。”

公务员考试笔试时,应试者全靠成绩说话。许多政府官员为了儿女能成为公务员,会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考试能力。华东某地级市一位政府官员说,当地许多干部子女,从大二开始就抱着国考复习指导书啃。

在面试前一到两个月,父母也会通过关系找到行政学院和党校老师,帮子女进行培训。“这些老师经验丰富,通常是前几年当过面试官的老师。”这位官员说,“许多政府部门中还有专人负责联系考官老师,以便当有领导需要时,随时和老师联系。”

上述华东二本院校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占八成,“他们的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没城市孩子丰富,对就业很难起作用。”一位长期负责就业工作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老师介绍,该学院本科生只有1%考上市、省级公务员。

就业机会“不公平”

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稳定”和“高福利”往往是他们对理想工作的定义。

清华大学曾于2010年启动了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6059位应届毕业生中,学生最理想的单位类型是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占总数的六成以上。

一位地级市计生委副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公务员考试是‘净土’,但是要想进一些事业单位,关系很重要。”山东籍大学毕业生张磊磊记得,他去外地考公务员时的室友,就有亲戚是副厅级干部。当时进考场时,室友提前做了标志,让考官知道他是副厅级干部推荐的人,“最后他考到了事业单位编制”。

在甘肃兰州一所师范类高校里,硕士生毕业后往往回家当老师。2011年硕士毕业时,张莹莹的同学去四川、安徽、江西等地的三线城市高校教书并不难,“基本上以二本或三本学校为主”。但为了留在兰州市区,张莹莹不得不走了导师的“关系”,最终如愿留校做老师。

到国企就业更不容易。一般大学生想获得招聘信息,都需要一番力气——将招聘信息挂在网上的国企并不多。北大毕业生李风说,一些企业不会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你就算知道他们招人也没用。”不同的国企,信息公开程度迥异,航空公司做得最好,能源类央企最次。一些央企虽然公开了招聘信息,但门槛很高,“非金融、非北大清华、非硕士,你就不用投简历了”。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赵新进入央企,纯属撞上了好运气。在他为找工作四处扑空、一筹莫展时,一家央企找到学校就业办,希望老师推荐几个好学生。刚好老师比较了解赵新,就推荐了他。这家企业本来要招一名人力资源专员,面试时对赵新印象也很好,见他英语不错,就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个企业宣传和组织会议的岗位。

许多国企对自己的员工都有政策倾斜。湖南省一家国企,每年都在固定几所大学开宣讲会,如果碰巧有员工子女在招聘范围内,本身条件又不差,“招进来就没什么问题”。该企业一位人士透露,“招聘前,员工向人力资源部反映一下,那边就会留心。这既没有违反企业用人制度,又照顾了员工。”

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今年5月初,一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三线城市招人,一个本科学导演的女生也报名考试。她专业虽然不对口,但银行领导层下死命令“必须要她”,“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县级市的公积金中心主任,每年弄来1亿存款不成问题”。

另一位毕业生张明也签约某三线城市的中国银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人家愿意吸收我,主要是我有社会资源”。应聘是省行统一组织笔试,面试则由各个地市自行组织。在关键的面试环节,张明告诉对方,他有个亲戚在当地经营一个中型企业,“这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拉到的存款贷款数额”。

“不公平包含两种,一种是结果不公平,一种是机会不公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3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到现在,10年时间内,社会关系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越发重要。

任何社会中,有权势者都会想办法将资源笼络到自己手里,为子女后代谋福祉,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建立完善制度,维护公民平等获得就业机会。“靠家庭资源就业,是机会的不公平。”李春玲说。

“社交和情商是大学生能力的一部分”

在具有“关系”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除了依靠父母提供的社会资本,“关系”还包括靠个人努力建立起社会网络。对此李春玲并不反对——“社交和情商是大学生能力的一部分,未来你能否成功,这起到很大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生陈蕊进入一家央企,就与家庭关系无关。本科阶段当过学生会主席和团干部的她,为了敲开一家央企大门,找到认识的某领导,整个过程并不费力。在陈蕊同学看来,这份工作待遇相当好:解决户口,有统一的宿舍,不用加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特别多”。

中国人民大学应届硕士生小牛,也深刻理解关系的重要性。她出身普通家庭,但凭着聪明和努力,在各大中外企业实习得“风生水起”,每到一处都成为老板手下的得力干将。到小牛找工作时,她给所有“前老板”都发了邮件,拜托他们在HR前多加举荐,前老板们都很乐意帮忙,“确保她进入面试环节”。

一些大学生也会让学长帮忙在企业内部推荐,俗称“内推”。例如百度公司内部就有专门的内推通道,凡百度员工都能内推,“一种内推方式是直接将简历给对应的负责人,如果他觉得这个同学不错,就会发起面试”。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百度员工小陈,已经引荐过多名学弟学妹进入百度。当他知道部门需要人时,就会在人人网上发布消息,想找工作的同学把简历发给他,“我一般只推荐自己学校的毕业生”。

在香港获得硕士学位的周兴,就是靠内推获得了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在他看来,“内推最大的作用就是让HR能看到你的简历。毕竟网上投的简历太多了,你可能根本不会被注意到。”

一些高校也主动帮学生延揽社会关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就业形势愈发严峻,推行“校外导师制”。当学生读到研二时,学校会专门请法制类媒体总编当学生的第二导师,“他对学生负有一定义务,如可以到他的单位实习。”万一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可以去第二导师单位上班。

虽然“关系”在大学生就业过程里的作用越发吃重,但李春玲研究发现,“个人能力和大学生文凭的价值,还是排在第一位。”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中山大学09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做的问卷调查,超过六成学生认为,“如果找工作难,一定是‘自身能力不足’的原因”。

社会流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北京大学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周星云没觉得找工作有多难。2012年7月,她在校内BBS上看到,国内某知名房地产公司招实习生,顺手投了个简历。实习一年后,她的表现得到公司认可,于是懒得再找其他工作,直接与公司签约了。

当无法考取公务员,又无门路进入国企时,民企便成了许多毕业生的选择。《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的信息显示,中国民企大多短寿,存活期平均为3到5年;与党政部门、国企相比,党政部门正常被辞退员工占总数的比例约为0.05%,而民营和非国有企业的淘汰率一般在5%到15%之间。

但对2013年的毕业生来说,民企也不是那么好进的。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发现,由于IT行业招聘人数严重缩水,今年找工作没往年容易。该校毕业生王晶晶说,“我们专业三个班一百多人,只有十几个人找到了好工作。”四处投简历没结果后,王晶晶不得不依靠在国企工作的老爸,帮他在深圳一家银行谋了一次面试机会,“我爸企业和银行业务联系多,帮忙安排一个工作并不难,各取所需嘛”。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民企,一般依据应聘者学历“择优录取”。一位市场化媒体执行主编透露,他们喜欢先要重点高校本科生或硕士生,其次是国内一般本科外加国外硕士,“最不喜欢国外读本科的,这些人要么是因为家里条件好,要么本身就学习不好”。

华南某省一所医科大学为了应对就业压力,鼓励学校老师为学生联系工作,“每联系成一份工作,就有几百块钱提成”。该校一位老师透露,有的学生通过病人找到工作,“比如在高干病房认识了领导,他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工作”。一些学生找不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甚至改行卖饮料,去超市站柜台,“总要吃饭啊”。

一些毕业生即使身在民企,心也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上述华东二本院校中,只有极少毕业生考上公务员,另有一成学生考上市、县级事业单位临时岗位。负责就业的老师透露,“剩下的学生中,很多在普通私企里工作,有不少边工作边坚持每年考事业单位、公务员,直到考中为止”。

李春玲认为,对于农村家庭出身或家庭背景一般的中下层人群来说,“他们在社会阶层中流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社会学者眼里,社会流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比如美国社会,它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社会稳定。”李春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社会当前明显的趋势是,当大学毕业生踏入社会时,既要有能力也要有关系,两者兼备就能确保未来成功,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除李春玲外,文中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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