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刺杀日酋的义士为啥是韩国人

在华刺杀日酋的义士为啥是韩国人

文/奇之傅

1909年10月26日9时30分许,随着喧闹的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传来的三声清脆的枪声,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应声倒地。面对迅速冲过来的宪兵,一位青年扔掉手中的勃朗宁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韩国万岁”后从容被捕。半小时后,伊藤因失血过多而撒手人寰;翌年3月26日,行刺的韩国青年安重根亦在旅顺慷慨就义。

2013年6月28日,来华进行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同习近平共进午餐时再次提及安重根,“称赞安重根是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敬仰的历史人物,希望中方能在哈尔滨市竖立安重根纪念碑,习近平表示会指示有关部门进行合作”。毫无疑问,随着习近平的表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处新的人文景观必将在哈尔滨横空出世。姑且不论这块纪念碑设在哪里,其面积、风格又是怎样,昔日的故事让人闻之总觉有几分欲说还休的滋味。为什么这种震惊日本的义举主角不是中国人?难道当年饱受日本侵略者之苦的华夏数万万男儿中就没有一个安重根?

作为同受日本侵略者之害的国度,虽然中国和韩国在对待日本侵略史的问题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然而,无论从人口数量上讲,还是从经济实力分析,或是从遭受日本的伤害程度探究,当年的韩国都无法同大清国一争高低。伊藤博文不仅是日本第一任驻韩国统监,而且还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是他,战后出任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还是他。倘若没有伊藤博文,中国发展的运行轨迹可能就是另外一幅模样,台独势力或许压根就无法寻觅到一块巴掌大的滋生土壤,鲜艳的五星红旗今天定会在钓鱼岛上空迎风飘扬。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面对伊藤博文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负有不可饶恕罪孽的日酋,当年非常热衷对清廷官员进行刺杀的革命党无人将其锁定为攻击目标,被日军全歼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的亲朋好友们也无人将其视为喋血对象,除了埋骨肉、割台湾、赔银子,似乎麻木苟活的4万万同胞中就没有找不出一个安重根这样的血性男儿。否则,明明应该由中国人完成,并且绝对可以完成的义举,为什么会无可奈何地让韩国人夺得了头彩?此情此景,焉能不令人感慨连连心生太多联想?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血性的多寡其实有着举足轻重非同一般的意义。一个能产生安重根的民族,无疑也会催生洪淳七。同样是又遭日本二战侵略之苦的国家,韩国因有洪淳七而使独岛(竹岛)迄今还插着太极旗。而中国因缺乏洪淳七这样的义士,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只能和日本展开旷日持久的论战,或者持续上演着“实拍中国海监钓鱼岛驱赶日右翼舰,日方10船拦堵”之类的海上游戏。以中庸之道为人生正途,视血性张扬为旁门左道,这或许是刺杀伊藤博文的是韩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伊藤遭安重根刺杀折射的是一个民族的血性问题的话,那么,朴槿惠归还360具志愿军遗骸反映的恐怕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不少文化团体可以花大笔银子去拍摄胡编乱造的抗日影视剧,却没人愿意花上一点小钱修建一处颇有意义的人文景观?为什么这360具在异国他乡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军人遗骸,国内的官员和媒体却鲜有人公开提及?莫非朴槿惠不主动谈及归还之事,这些遗骸就要像安重根纪念碑一样,就会继续被国人抛在被遗忘的角落?

感谢韩国总统朴槿惠,使360位志愿军的忠骨终于有望回到祖国;也感谢义士安重根,使国人再次看到了血性对一个民族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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