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治当前金融病不宜用饿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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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钱荒”倒逼资金流向有益经济领域的办法很可能如用饿疗法治肿瘤。

若人体内生了肿瘤,有两方面的危害,一是人摄入的营养中可能有很大部分被肿瘤夺取,使人体正常细胞组织的更新和生长缺乏营养,以至机体功能衰退;二是肿瘤渐长大,挤压人体正常器官和组织,造成人体器官功能障碍、体液循环受阻、体内积水、剧痛。由于肿瘤明显成害时,其夺取营养的能力较强,如果为了遏制肿瘤的生长而减少病人摄入营养,很可能给病人身体内正常器官和组织造成更大的损害,使病情加重。正确的治疗办法是切除肿瘤或灭杀其细胞这类选择式除抑办法。

治疗金融病与治疗肿瘤有相同之处,比如不宜采用饿疗法,而宜采用选择式切除肿瘤或灭杀其细胞的措施——某些领域的泡沫是经济肿瘤。治疗金融病与治疗肿瘤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目前治疗肿瘤时,技术上很难做到使营养物质选择式滋养人体正常器官和组织,避免补给肿瘤,而治疗金融病时,引导资金选择式进入有益的经济领域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几天前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连续多日高居10%以上,引起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应属极端状态,宜避免此类事再发生。若是探索市场规律的实验,宜循小试、中试、大规模试验的程序。大规模极限试验每次不宜持续太多天数,且需有周全的应急预案,确保不出大动荡。研究经济极限参数的大规模试验宜以多次准极限试验结合统计和趋势分析替代极限试验,以免试验过于损伤经济生态(重大的政治试验也同此理)。试验时,要重视最前沿数据(比如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不要太重视不同环境中得出的经验规律(比如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与名义GDP的比值适宜度在西方的经验数据)。

在做重大的决策之前宜循“理论研讨——实验设计——足够次数的实验——统计归纳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推广”这样的科学程序。要有前瞻意识,早做实验。如临突发危机,没时间做实验,暂需仅凭推理判断做决策,则宜抱持“宁可主观中庸,也不主观极端”的应急理念,因为,行极端造成害大于利的局面的概率远多于行中庸(虽然盲目中庸也非良策)。可用这种临时的中庸办法暂时稳住局面,争取到做实验研究的时间。

如果暂时来不及做实验,仅凭推理判断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与名义GDP的比值适宜度,需要考量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1、我国民众的传统是有了剩余的钱一般会储蓄、置业(买房、买商铺)、收储贵金属、其他各类投资,大多不能形成像欧美那样的最终消费力,这种传统在我国当代和未来几代人中是很难改变的(况且,在中国也不应该形成欧美那样的消费,因为那些很多是无益的浪费,详见后述); 2、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有不少的部分是灰色收入沉淀,在反贪腐的政治形势面前,这些资金的掌握者不敢动用这些灰色资金去投资,更不可能去作有益消费(经济和政治彼此有着深刻的影响,需要综合研究、统筹调控)。

我国当前特殊国情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与名义GDP的比值经验适宜度作评判标准。按西方国家的经验,M2与名义GDP的比值以1.5左右为宜,而此比值在我国已近于2了,所以西方经济学者大惊小怪,也吓到了我国的很多经济学者,这种教条式的比较和推理忽视了中国社会现状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别。

西方经济学者大多没有深入了解我国的国情,另外不能排除还有一部分故意误导或扰乱我国经济思维和政策的人,所以切不可轻信西方经济学者的话。我国的经济学者要有自己基于事实的统计经济学分析或实验研究,不要受西方学者催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办法,政府决策前应力争作足够的实验。若遇简单和小的问题,最起码也要在足够大范围内作多方面、多次数的严谨、细致的推理。

在大事情上,纯理论分析只能在来不及做实验时应急,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宜循“理论研讨——实验设计——足够次数的实验——统计归纳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推广”这样的科学决策程序来把握。

在试想倒逼资金进入产业升级经济领域时,还需要考量当前的另一个国情,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我国的创新力量都不足,熟练运用“理论研讨——实验设计——足够次数的实验——统计归纳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推广”的决策程序,进行有效创新的人数占比不够多,限制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要发展经济、保障就业率和资本的有效使用,不宜用资金饿疗法(钱荒倒逼法),而要扩大有益的内需市场并以政策引导资金进入内需市场。但中国的内需不能学欧美消费领域很多无益的内容,或者说浪费,比如高档车酒表服装等奢侈品、建筑超级浮华、室内过度豪华装修、过度追求美食致胖致病、宴席社交致过量饮酒伤身、私家车使用过多致道路使用效率降低和加重空气污染、过多的航空旅行、夜店生活损害健康,等等。符合我国国情的有益内需有:城镇化生活覆盖率和水准升级、城镇居民住房改善、饮食安全、医疗保障、优生优育、青少年素质教育、空气水土壤洁净、治安、司法服务、公共交通、信息流通、全民健身、文化生活、社区服务、公园和公共运动场所、贵金属私人收储,等等,以及相关的建设内需。

目前在城市健康的衣食生活方面扩张内需的空间很小。比如吃的方面,很多城里人处于营养过剩致体弱或致病状况。我国城市的有益内需,除了住房改善之外,很多都属于公共内需,需要政府公共投资来实现,比如饮食安全、医疗保障、优生优育、青少年素质教育、空气水土壤洁净、治安、司法服务、公共交通、社区服务、公园和公共运动场所等,所以理论界不能简单要求政府减少公共投资,而是应该鼓励政府进行高效率的、利于有益公共内需的投资(公共投资活动中须采取有效监控机制防止贪污、权力寻租,而不能因哽废食)。某些公共服务宜让市民适当支付小部分成本,以促使市民积极参加工作获得工薪。某些公共服务也可以采用半市场化的方式,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转包给微利的半公益半经济性质的组织去经营。上述公共服务领域虽不能提升GDP,但可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准和提供就业机会(比如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和处理业)。GDP不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准和提供就业机会的唯一途径。

五亿农村户籍人口转为完全意义的城市人口应该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指望其对每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多,因为城市生活物质条件是需要购买的,而农村户籍人口的购买力有限,只能慢慢来,政府不宜用大量补贴的方式促进这种购买,拔苗助长地加快这个过程,此事大体还宜循经济规律,政府适度施肥。在这个过程中,宜使城乡劳力获得工作机会,同时使社会各类资本获得投资机会。

宜增强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使社会大量的闲置资金经由资本市场进入有益的经济领域。

私人收储贵金属,应属无害的的内需(有必要让民间藏一些财富),政府宜创造条件予以满足。

还有一个政经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反腐的大形势下,为数不少的中小贪官不敢捞油水了,同时也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工作都提不起劲头了,所以反腐的同时也要注重反渎职、反怠职,以防经济工作滑坡。

道德、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彼此有着深刻的影响,国际与国内形势彼此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需要综合研究、统筹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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