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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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儿活的最长,统治时间最长,干的事也真不少。当然,自我感觉也最好。自称是十全老人,其实就是封自家为十全皇帝。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过后,王朝其实已经进入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

乾隆一死,做儿子的嘉庆,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关进了监狱,全然不顾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会私吞下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剩给皇帝的多些。皇帝,至少不会亏。但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空气,给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

和珅案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案,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别的时代,其实也不小,但因为有和珅比着,就只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卖官案,就是其中一个。

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长官有三个,除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怎么也摆不平,到了明朝中叶之后,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个中央派来的总督或者巡抚。到了清朝,这种体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变成了一省行政官员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员委派,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是有什么错。

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较近,所以,湖南的官员委派,就他一人说了算。那个时候,地方的官员的选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无论是科举考试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军功得来的,都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由省里的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给你派下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派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弄点油水。让你候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来的候选者,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有些来头特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就补。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杂途的官员。真正的卖官,大家还不大敢,操作起来也有困难。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

但是郑源璹有和珅这个靠山,他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你是谁,一律候着。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县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容易,拿钱来,看县份的优劣,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县份的人,可以据理力争。你来争,人家也答应,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后,你带来的盘缠用完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一个办法是借高利贷,到任之后,想法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上省里帮你运作。县里早就知道谁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是,等你到任之后,书吏再怎样横行不法,你是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总之,你这个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事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七年,但人家实际才到任四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五年,但却还没到任。

这样能卖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衙门,家眷就有四百人,连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家里养了两个戏班子,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因儿子结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

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璹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大体也能过得去。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是,自从和珅这一批人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比着来,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郑源璹这样,逼着你孝敬。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大乱。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中原五省白莲教起义,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闹了,一直压着,盛世嘛,怎么能有这种事!到了乾隆翘了,嘉庆一看,哇,已经成燎原之势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扑灭,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

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

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可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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