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清洗90%的集团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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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从古至今的世界历史上,像斯大林这样的当权者,将刀剑指向统治集团内部,大开杀戒,是十分罕见的。他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的自残和瘫痪,实际上在战争临近时刻让自己的军队变成一条无首巨龙。

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清洗90%的集团军将领?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作者:马龙闪,原题为:《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在从古至今的世界历史上,像斯大林这样的当权者,将刀剑指向统治集团内部,大开杀戒,是十分罕见的。他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的自残和瘫痪,实际上在战争临近时刻让自己的军队变成一条无首巨龙。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苏德战争初期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为什么剑指执上层,造成统治集团自残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是何种指导思想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过去似乎也浮光掠影地有所涉及,但是要说谈论得全面、深入,且令人信服,似乎又非如此,因此,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予以集中地阐述和回答,还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以为,斯大林当权后,在一连串的党内斗争中,在持续不断的清党运动,包括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之所以造成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残,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原因的:这既有俄罗斯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因素,也有俄国解放运动传统中的因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庸俗化的歪曲,又有对斯大林个人、对党本身的神化;既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极权化过程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在作祟并发挥作用。

下面,让我们分别从这些方面加以阐述,以求有一个稍为全面、深入的回答。

1、俄罗斯民族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

俄罗斯自公元十世纪接受洗礼后,经过东正教的千年传播,俄罗斯人的宗教思想相当浓厚,可以说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渗透到了他们的灵魂里。而教会分裂,长期的教派斗争、新旧教派的对立、厮杀、互不相容,又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长久地扎根于人们的历史意识,形成了教派的不宽容性。

东正教新旧两派的分裂,源于17世纪中期尼康牧首的宗教改革。尼康邀请希腊和基辅的一些神职人员前来莫斯科,推行东正教的礼仪改革。他实行用三个手指划十字,以取代自百章公会以来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还采取在教堂按顺时针行走以代替原来的逆时针行走;祈祷时祭坛上不再按以前的式样摆七块圣饼,而改变为摆五块。还有其他一些关涉细枝末节的礼仪改革。仅仅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分歧,分成新旧两个教派。由于信徒们对教义、教条的恪守极其严格,把这些礼仪上的坚持看做是对东正教信仰忠诚与否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一直发展到新教派在政权当局的支持下,对旧教派进行残酷迫害,甚至施行大规模驱赶,把他们赶往荒野、森林,驱往草原,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方针,手段极其残忍。这种教派的对立、恶斗和厮杀,源自教派双方对宗教礼仪和教义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无论教条、教义和礼仪上的什么规则,只要一经形成,变为成规,就以极端偏执的态度固守之,世代至死不变。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两派的残杀和恶斗。

这种教派斗争的传统,对俄罗斯民族影响至深,不仅深入到各阶层信众的意识中,甚至也影响到以改造俄罗斯为己任的俄国革命者的队伍中,渗透到整个俄国解放运动中。

2、俄国解放运动的各个派别间,也毫无宽容性

宗教情绪在俄罗斯底层民众中更为浓重一些,东正教文化深深渗透在俄罗斯思想的传统中。俄国解放运动中的民粹主义,从其思想渊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它同根植在东正教传统和俄罗斯国粹中的斯拉夫派,关系更为密切,这就使它把俄罗斯教派文化、教派恶斗的传统,相当多地继承了下来。

俄国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一登上政治舞台,其急进的一翼就表现出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偏执和不惜流血好斗的狂热性。这在一篇取名《青年俄罗斯》的传单中充分表露了出来。这个“青年俄罗斯派”,对革命运动中的其他派别都不肖一顾,认为赫尔岑已“开始走向反动”,“大俄罗斯人”也“错误”多多,其他一些人的传单和言论也“不值得多谈”,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任何意义”的“自由主义高谈阔论”[1];唯独他们自己最革命,公开鼓吹“极端措施”,声称:“要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还宣布:“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的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我们看到,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九十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我们也不会害怕。”[2]更可怕的是, 他们宣示了一种派别的偏执性和极端性,高调宣称:“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3]这样的调门,我们何曾耳熟,因为它曾渗透在苏联时期的书刊中,特别唱响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舞台上。

这种在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时期就公开宣扬的党同伐异和派别斗争的偏执,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其极端主义一翼中更有所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涅恰耶夫及其一派身上,这种偏执性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大学生,曾同涅恰耶夫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仅仅就是因为对后者有所怀疑, 不同意他的极端观点,涅恰耶夫就把此人视为“仇敌”,将其诱骗到郊外杀害了。此案很快被揭露出来,并被沙皇当局加以利用,闹得满城风雨,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打击。

类乎这种宗派主义的偏执,在俄国革命民粹主义三大派别之一的“夺权派”那里,也同样表现了出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特卡乔夫,他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就是号召立即起义,向专制国家发起冲击,马上进行夺权。另一个“宣传派”的代表人物拉甫罗夫,不同意这种策略,主张应先做宣传动员和教育工作,有了一定准备之后才能发动起义。这一主张原本并没有什么错,但特卡乔夫却对他大肆挞伐,将其斥之为比敌人还可怕的“叛徒”,倡导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俄国民粹主义激进派的党同伐异和毫无宽容性,同俄罗斯东正教教派恶斗的宗教传统,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系的,应该说,民粹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俄罗斯的教派斗争传统:斯拉夫派的东正教情结是非常浓厚的,而俄国民粹主义同斯拉夫派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又相当明显。正是这种俄罗斯教派恶斗的“大传统”与俄国解放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日后的俄国革命,也影响着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

3、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歪曲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闪耀着习习光辉的革命真理,是认识社会、指导革命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但在俄国国情的条件下,在俄罗斯大小传统所具有的教派恶斗和党同伐异的社会历史土壤上,在斯大林这个青少年时代呼吸着宗教神学校空气长大、血液中渗透着教派恶斗思想的“革命家“手中,却渐渐变了味道,变成了党内斗争的利器,变成了党同伐异、狠斗反对派的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进行庸俗化的歪曲,这并不完全是从斯大林开始;早在斯大林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就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公式化、绝对化、教条化的思潮和派别,这就是所谓的庸俗社会学派。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相对立,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 的思想意识。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所以它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性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把一切社会意识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在苏联早期,这种庸俗社会学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手中的武器,是指导他们思想理论的基础。 斯大林在20年代下半期接过这一理论,把它改造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其表现形态就是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无限扩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向农民无限制地挖粮征购,农民为了生计而表现出不满和抵制,就被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实际上, 这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无限扩大,进行庸俗化,将“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钳制不同意见的借口,甚至变成了对反对派和民众进行整肃、压制、迫害和镇压的有力工具。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十足的庸俗化歪曲现象。

特别恶劣的表现,是把这一理论用于党内斗争。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反对派,把不同意自己的任何观点、任何意见,都说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敌人的进攻”。这种庸俗社会学理论,给俄罗斯传统的教派恶斗和民粹主义的党同伐异,涂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油彩,变成了一套俄国模式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这样,斯大林就有了一套剑指党内,整肃政敌的有效理论武器。

4、斯大林权力的个人化、独裁化过程

仅有整肃、打击政敌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没有一套权力独裁化、极权化的体制机制,整肃政敌,打击反对派,还不可能获得制度的合法性而落到实处。斯大林取得总书记职位后,在把这一职务转变为实际的“无限权力”时,有一个权力个人化、独裁化和极权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同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为标榜、以庸俗社会学为掩盖的这套整肃理论的产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斯大林权力个人化、独裁化的过程,是从1923年秋反对托洛茨基的党内斗争开始的。此前,列宁已经失语不能视事;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把原来书记处这个政治局的实际办事机构、秘书班子,变成了可以掌控全党人事权力和情报信息的核心权力机构。当时在中央存在着分别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四个政治派别;靠着职权、地位完全变化了的书记处,和由自己掌控的中央组织局,斯大林对这些派别采取了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的策略:最初是拉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中立并稳住布哈林派,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待打垮托洛茨基之后,又转过来拉拢布哈林派,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同托洛茨基捆绑在一起,作为“托季联盟”来加以打击。将“托季联盟”反对派打垮并开除出党后,从1928年春夏起,又开始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所谓“反右倾斗争”。经过一年时间,打倒布哈林“右倾集团”后,从1929年开始,由斯大林一派完全掌控了中央权力;但这时,斯大林个人还没有取得对权力的完全垄断和独裁。

1929年后,工业“大跃进”和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突出显现出来:经济持续紧张,1932—1933年发生大范围的严重饥荒。这期间,斯大林的权力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起起伏伏,涨张落落。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是斯大林实现个人对权力完全垄断、完全独裁的标志性会议。首先,十七大赋予党以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万能职权,这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以真正的无限权力。其具体措施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委员会设置了与政府部门完全平行的、 名称相同的生产—业务部,而把相应的同一政府部门置于党的同名称部的领导之下,这样,党就完全包揽了对生产—业务的全权领导。其次是,十七大决议取消了由列宁奠基的党和政府的监督机制。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撤销了政府中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还把原先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在党中央委员会隶属下、由一位书记主管的监察委员会,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一机构的监督监察职权。一方面是,取消了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全权对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进行监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却又无限扩大了党对国家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权限,这样就为斯大林个人控制一切、独裁一切,提供了完全合法的、得心应手的机制。

这样,从联共(布)十七大以后,斯大林便开始了真正的独裁极权时期。

5、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获得一种无限的绝对权力,既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也要有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斯大林是深谙其道的。事实上,他在建立自己无限权力的体制机制时,早已在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的无限权力准备了条件。这就是对党的神化,对领袖的神化。斯大林在其出任总书记的早期,主要是着眼于神化党、神化领袖,给全党、全民造成党永远正确、列宁永远正确,列宁和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印象和观念;而他本人是“列宁的学生”、党的领袖,依此逻辑推演, 他自然也永远正确,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利用1929年12月月21日自己50寿诞之机,在整整一周的祝寿活动中,《真理报》连发《斯大林与党》、《斯大林与军队》等文章,再加上全国各地,包括工厂和集体农庄发给他的如雪片似的致敬信与贺电,开始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就是党,党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像神一样,是永远正确,永不犯错误的。这样,就从神化党、神化列宁、神化领袖开始,到斯大林即等于党,等于列宁,进一步完成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有了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加上党和政府机构设置上的无限权力机制,二者两相结合,斯大林的一言九鼎、极权独裁地位就完完全全确立了下来。

然而,仅有这种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并不见得会剑指宫廷,向自己的统治集团开刀;这里还得添加一味催化剂:具有专制主义的权力观。

6、专制主义的权力观: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是唯一的最高价值

在近现代世界上,大体存在着两种权力观: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权力观。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主张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人民是权力的最终决定者,也就是主张民权,即权力归民享民用民有;另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主张权力归专制者个人所有,或者赤裸裸地主张“君权神授”, 宣扬统治者的权力为上天赋予,其权力代表“天意”;或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宣扬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却没有任何民意授受的程序和机制,就径直由一人专断独裁一切。这种权力观,认为权力高于一起,把权力视为最高价值;为保护、维持这种权力,可以动用一切,不惜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哪怕血流成河,哪怕洪水滔天。而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以民心民意民权为最高价值,当看到有更好的途径可以维护、实现这个最高价值时,当权者可以坦然地自愿让出权力, 放弃权力。而对专制主义者来说,让其放权,无疑于与虎谋皮,因为在他看来,权只能为他独享独有,如此才天经地义。而失去权力,对他就无异于失去生命;为权,为这个唯一的最高价值,专制者可以豁出一切,包括党和军队,包括国家和人民,一切的一切。

不管口头上怎么说,斯大林在骨子里,心灵深处,实际上抱的就是这样的权力观念。当他大反布哈林,推行同列宁新经济政策相背的方针路线,实行工业化“大跃进”、强迫集体化而遭到严重挫折,引发全面经济紧张,甚至引发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激起党内对他权力的质疑,在党的十七大上丢掉近300张票,败给基洛夫时,他不是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党心民心的向背,而自动放弃总书记职位,而是为维护这一权力,不惜伪造投票结果, 并大搞“秋后算账”,悍然发动“大清洗”,把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党代表大会代表逮捕过半,对全党和所有反对派进行全面镇压。结果,株连、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造成1937—1938年间68万多人被杀,300多万人被捕,至少近250万人被作为政治犯处理,[4]至于遭受株连者,则以千万计。

还不仅仅限于战前这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战后,当斯大林怀疑军内党内出现对其不忠的苗头,感到权力、威望受到威胁时,再次向党内、军内干部开刀,制造了“航空工业案件”、“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仅在“列宁格勒案件”一案中就冤捕冤杀2000多人,甚至连当时党内最年轻有为、最有前途,并看好未来党政接班人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也蒙冤受屈,不能幸免于而死于非命。

斯大林“这把刀子”为什么会向共产党自身开刀,而几乎导致党和国家统治上层的自废武功?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既看到俄罗斯教派厮杀恶斗的“大”传统,又看到俄国革命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既看到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把阶级斗争“利器”指向党和人民内部的理论错误, 又看到从神化党、神化领袖,到最终神化斯大林个人,造成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整个造神过程;既看到苏联党政高度合一,最后党也长入国家和经济权力机构,成为其核心枢纽,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则变为独裁者和极权者,同时也联系到专制主义权力观对斯大林所起的异化、腐蚀作用,对他心灵所产生的毒害,——只有对上面这一切因素,所有方方面面,做出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斯大林“这把刀子”对其统治集团自身实施“自残”、几乎“自废武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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