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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共和国及红色高棉,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

核心提示: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黄时明简介:黄时明先生现年(2009年)81岁,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原籍是广东普宁人。书中主人翁常修文,写的实际就是其本人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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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2月19日、2月20日B04版 作者:铁戈 原题为:潜龙 一名红色特工的海外传奇

要点1: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

要点2: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要点3: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

正文: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作者手记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 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人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份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时的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南越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生根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建成这条交通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

违背规定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三,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工作,二则损坏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地区,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亲中国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獗。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的薪金,生活自然拮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组织上为什么会选中我?

说来话长。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从小在金边长大,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0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讲述爱国情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趁机占领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日军占领金边后,当地西药的输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金边缺乏西药,却使我父亲的中医诊所愈加忙碌起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儒医名望传播得更远了。

1943年冬,我初中毕业,不过,金边城里却没有华侨高中学校,当地的华侨子弟若想继续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去,那里有好几所寄宿制的华侨高中。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六十年前,西贡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经济、商业中心,这里有东南亚著名的深水港,有闻名遐迩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因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西贡素有“小巴黎”之称。西贡的“堤岸区”,则聚集着数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华侨。由于城市发展迅速,西贡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并成统一的行政区域,简称“西堤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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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自己后来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他往返于越南、柬埔寨的边境,从事边贸生意,家境颇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返回金边教书。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金边的华侨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另一派则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一个20岁的华侨青年,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40年代末,国民党驻金边的大使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拼命勾结柬政府,“压制”拥护共产党的华侨。为了避人耳目,我干脆辞去了教员工作,像子辛父亲那样,开始学做生意。没想到,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金边小有名气的“布行经纪人”,挣到了一大笔钱。

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随机应变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

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

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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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要求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南越有战火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愈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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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本文内容于 2013/6/21 15:01:44 被小编a3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