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斯諾登成為香港人

他在一夕間改變了香港政治。這位美國「叛諜」斯諾登,六月二十一日在香港過三十歲生日。他的個人命運,也奇妙地和香港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最新的香港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支持他,反對香港政府順從美國當局的引渡要求,儘管香港與美國簽署了引渡協議,但他的具體案例卻是屬於政治犯的範疇,不應讓他回去面對可能是終身監禁的命運。

這也顯示他作出了正確的抉擇,在香港落戶,向全球發聲,善用香港的獨特性——一方面有強大的媒體和公民社會,形成一個民意的保護罩,確保他擁有一個普世價值的公民權利,讓他作為一個被美國當局緝捕的「良心犯」,可以在香港找到他的「安全港」。另一方面,在「一國」的體制下,北京基於國家的利益,也肯定會頂住美國的壓力,不會輕易地將他引渡回美國。

事實上,香港的「安全港」地位建立在它的言論自由之上。斯諾登準確地掌握香港的優勢,在眾聲喧嘩中,主流媒體都是擁抱普世價值與個人隱私權。而那天香港發動示威支援他的群眾就包括了獨立媒體、民主黨等組織,在下著小雨的酷熱天氣中,上千人的吶喊展示香港言論自由的力量。

其實斯諾登對香港言論自由的肯定,對不少長期「唱衰」香港沒有新聞自由的組織,毋寧是打了一巴掌。這也讓香港人對於自己城市的優勢,有了新的認識。香港人可以示威抗議北京與特區政府,也有自由和能量,可以起來抗議美國當局的濫權。

儘管香港有些一面倒親美國當局的評論,說美國在全球竊聽,只是「善霸」,不應苛責。但大部分香港人都認為,不管你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違反普世價值,都要起來反對。尤其是香港人對於香港電腦系統被美國竊聽的事實,都憤慨不已。

但更離譜的是,斯諾登揭發了美國和英國在二零零九年倫敦的二十國峰會上的竊聽行動,甚至是針對盟國,根本與反恐無關。

因而斯諾登代表了香港政治的一個最新的標竿,保衛個人自由和隱私權,超越了黨派。事實上,支持他的美國民意就涵蓋了民主與共和兩黨,也刺激美國政壇各派要面對情報機構濫權的殘酷事實,推動如何做出改革。

對北京來說,最好的處理方法是留下曖昧的空間,讓香港人自己處理。一個自由的城市,是否有空間讓這位可能被剝奪政治自由的人,可以成為一名香港人?七百萬人口的城市難道容不下這位電腦專家?

而香港特區的做法就是讓民意說話,發揮民主的特色,不要被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的恫嚇言論所嚇倒。

就正如斯諾登所說的,切尼曾用謊言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幾千名美國人和數以萬計伊拉克人死亡;因而被這樣的人罵,是一個美國人的光榮。

同樣,保護一位為了保護全球資訊自由而受迫害的美國人,讓他在香港找到自由生活的權利,也是香港人的光榮。

保衛斯諾登,其實就是保衛香港的自由,也是保衛香港的民主。這是香港政治的覺醒與拐點,爭取民主自由不是只會針對北京,也要敢於針對美國和任何損害人權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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