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婴儿被福利院“卖”到海外 干部称按政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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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婴儿被福利院“卖”到海外 干部称按政策办

李泽吉夫妇和孩子们。2004年,他们的三女儿被计生干部抱走,后送往比利时。

超生婴儿被福利院“卖”到海外 干部称按政策办

2009年7月1日深度周刊

关键词:弃婴

经典报道:

“制造”弃婴(2009年7月1日深度周刊01-03版)

“如果她真的回不来了,能否让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母亲杨水英至今还不知道,9年前被计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婴,下落何处。

在2009年7月1日南方都市报刊发的《制造弃婴:福利院将超生婴儿送海外牟利》一文中,杨水英是受害者之一:2004年,贵州镇远县计生干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入福利院,在公告中称之为“弃婴”,再送养国外套取3000美金赞助费。

民政部、卫计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弃婴的规范管理,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并强调要严厉打击利用弃婴牟利者。而在贵州镇远,那些失去“弃婴”多年的父母,他们仍在寻找和期盼。

中国妈妈:她在哪?是否还活着?

4月6日,田溪村李泽吉的兄弟在车溪村放炮迎客,他的新居几乎吸引了远处山顶上整个村子的村民下来志喜。田溪村的陆显德夫妇也来了。

陆显德和李泽吉的妻子是同胞分家的兄妹,喝了几杯酒之后,陆显德对记者说起糊话来,“多儿多女犯了法了?犯了宪法么?你来采访我们,是因为我们犯了法了对不对?”他反复用这句话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旁边的村民小声说,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这样,精神已经有些失常。

这个焦溪镇最偏远村子里最贫困的一个家庭,2004年才半岁的超生女婴被计生干部抱进县福利院,后来通过涉外收养家庭送出国。“回来后他就气癫了,骂人,有时还开始打人。”

2009年6月黔东南州和镇远县曾为“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的举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后来还通报了调查情况。“李泽吉女儿和罗幸斌女儿被比利时的家庭收养,陆显德女儿下落依然不明。”联合调查组副组长、时任黔东南州政府副秘书长的杨解生当时说。

2013年4月8日、4月9日记者分别到镇远县和黔东南州的计生和民政部门询问,仍然没有人能说清这第三个女孩的具体下落。

李泽吉和罗幸斌,这时竟也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女儿被比利时的家庭收养,“比利时在哪里?欧洲又在哪里”?当年联合调查组到家中调查之后,这3个家庭曾经两次结伴到焦溪镇、一次到镇远县去询问孩子们的下落,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复。2009年,他们甚至还在镇远县见过一位律师,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李泽吉的三女儿,是2004年在堂哥李代武家寄养时被计生干部抱走的。2009年记者和联合调查组下来调查时,李泽吉、李代武等才得知这些孩子后来被送去了国外的家庭。当年,李代武自己去周边四五个乡镇调查,希望了解“到底还有多少家庭有同样的遭遇”。“我找到了6户。”他说,“不过不全是因为超生。”李代武曾希望这些受害家庭联合起来去政府申诉,但是“他们大多不敢去”。

“2009年之前你和李泽吉为什么不去政府部门找孩子呢?”记者问他。

“当时我以为小孩子会在福利院由国家来抚养,并不知道福利院会把她‘卖’去国外的家庭。”李代武说。

“你的意思是说超生的孩子就可以由国家来处置吗?”

“超生了又交不起罚款,国家说我们违法了,我们也搞不清楚嘛。”末了他还加一句,“不过没经我们同意把孩子送去别的家庭,哪怕是国外的,这个就是违法的。”

现在,李代武的决心似乎比李泽吉还要强烈,“如果能找到孩子,我们一定要要回来。”

“要不把孩子还回来,要不给赔偿。”李泽吉说。陆显德的妻子杨水英也想孩子,“如果她真的回不来了,能否让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

美国妈妈: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

和养母Mary(化名)一起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古城慧已经9岁了。2005年,她被Mary从贵阳接回了美国。而在2003年3月6日《贵州都市报》的公告上,她被列在10个孩子之首,证明是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拾的“弃婴”。

“当时我就想去她的家乡镇远县看看,可惜办理收养的工作人员都阻拦我们。”4月10日Mary和记者视频通话,她开始疑心古城慧是否“弃婴”,其实始于2007年。这年她带着古城慧和欧美的一些收养家庭到上海参加寻根活动,之后去镇远县探望古城慧曾被寄养的家庭。

“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拾的弃婴的说法,被很多当地人质疑。”Mary随后去镇远县福利院要求查看古城慧的入院资料,“他们说资料随收养材料全部寄去美国了,只给我看了一张罗列孩子名字的入院记录表。”

2008年她曾找到2003年3月6日《贵州都市报》的这份公告,她的中国朋友胡音(音)帮她翻译时发现,这份公告上的10个孩子的出生时间、丢弃时间、丢弃时的年龄都存在太多巧合,“怀疑系伪造”。

2009年南方都市报和其他媒体报道,一步步证实Mary的疑问。“遭遇婴儿被‘绑架’的事太可怕了,政府参与了‘绑架’就更可怕。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怎样。”Mary说道。

Mary设法收集女儿古城慧来美国前的信息,也越发相信女儿当年“不是被父母遗弃的,而是被政府工作人员送进了福利院”,尽管她没有确凿的证据。

美国收养家庭按孩子来源地的中国省份有不同的雅虎邮件组 ,Mary2005年也加入了“贵州雅虎”,和其他收养家庭分享点滴,平时也会组织小型聚会。2007年之后,她在邮件组里发信说出了自己走访镇远后的疑虑,及2009年中国媒体的发现。

“没有多少家庭给我回复,看上去他们不太想惹麻烦。”Mary说。她曾经搜索“镇远”和“古城”给10个收养家庭发去了邮件,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也觉得必须让古城慧知道发生了什么。”

“慧慧,如果你的亲生父母出现了,你会去见他们吗?”Mary在女儿四五岁的时候就尝试告诉她身世。但一触及这个话题,古城慧就变得很沉默。“妈,我去看电视了。”直到现在她都选择逃避。

古城慧现在读小学四年级,似乎只想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只交学校里的美国朋友,不愿读中文学校,懂事后拒绝参加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聚会。2007年M ary要带古城慧回中国参加寻根活动,她很抵触,“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我是美国人,只是长得像中国人而已。”Mary带她回镇远县的那几天,已经4岁的古城慧要求母亲一直抱着她,还紧紧地箍住母亲的脖子。

“慧慧比较逃避,其他很多家庭的孩子,从很小就想深入了解自己的过去,会参加各种中国的活动。”Mary收集了关于女儿过去的各种资料,“未来她想知道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告诉她”。Mary最希望的是能找到慧慧的亲生父母,“我想和他们建立联系,他们可能遭遇的经历让我不安”。

计生干部: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

陆显德、李泽吉等夫妇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山区县所承受的痛苦,是远在美国的Mary难以想象的。

原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田溪村的驻村计生专干石光应曾经是最让村民畏惧的人。李泽吉回忆,“2004年前后,他一个月可以到村里来十几次,一个人在村里到处转悠,如果发现了超生户,下次就带几个十几个人来,把房子出口团团围住,进去查人,交不上罚款的,牵牛牵羊,或者上房顶把瓦全部敲烂,有时还把你家被子给烧了。”

为了躲避石光应,杨水英、李泽吉都曾带着女儿在山坡上过夜。杨水英的小儿子和第四个女儿都是陆显德接生的,完了就带他们住到山坡上的窝棚去,每天中午12点才下来屋里吃早饭。李泽吉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没有办准生证,为了逃避罚款和结扎,他也带着小女儿在山坡上住过两年。

2004年6月杨水英带着意外出生的小女儿在山坡上放牛,终于遇到了石光应。他第二回才带人上门去收罚款。“我们家没钱,交不上几万块的罚款,他就说那政府把孩子养大,长大了送去美国,就不用交罚款了。”杨水英说。

石光应从镇里叫来了车,把杨水英和才半岁的小女儿一起拉到了县福利院,当时陆显德不在家。这甚至是杨水英第一次去县城,直到今天,他们家的房子仍悬在村子的最高处,大女儿出嫁后,父母带着3个孩子住在仅有两张床的一间卧室里,生计就靠务农。

2010年杨水英的大女儿陆香香16岁,嫁给了本村的村民,2011年就怀了孕。陆香香没到法定年龄没法打结婚证,也没法办准生证,属于“计划外生育”。杨水英回忆,这年4月的一个凌晨,镇上来了几个人,把女儿婆家的屋头围住,来了两辆小车要把女儿拉去镇上引产,“那个时候她已经快要生了”。

杨水英在这里再次见到石光应,“我问他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女儿拿去卖了?他没做声。”杨水英只能苦笑,“卖了我的小女儿,现在又来弄我大女儿的孩子。”石光应坐了头车看住陆香香,杨水英在后面一辆车跟着。到了镇计生站,婆家四处借了7000块钱交了罚款才把事儿了了。

4月7日,记者趟了溪、爬了山去找已经退休还乡的石光应。58岁的老人和老伴在村屋后的农田里犁地,陪同记者来的李代武、李泽吉兄弟见了他又激动起来。

“你到底把我们的孩子送哪里去了?”

“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事嘛。”

石光应从裤兜里掏出两枝烟,兄弟俩接过来点上。如今村里的计生工作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李泽吉和杨水英也不那么怕石光应了,卸下了镇里的职务,驻村计生干部和他们一样都是农民。

计生压力遇上收养动力

从镇里、县里到州里,计生干部都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征收社会抚养费难,每年的计生超生指标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落实领导干部提拔、评优“一票否决”。

对于2004年弃婴事件,2009年联合调查组成员、现黔东南州计生局纪检组石组长说:“当时有些考核指标要求过高,害怕被扣分,基层个别计生干部弄虚作假,隐瞒政策外出生人口,鼓动个别家长将政策外出生的多孩以捡拾弃婴的名义送去福利院。”

而相对牵牛牵羊、上房揭瓦之后出现的超生婴儿被抱走的现象,福利院成了安置所。“那个时期福利院都比较愿意接收弃婴。”黔东南州福利院院长陈国红说。而在该州,州福利院和镇远县福利院是仅有的两家可以涉外收养的福利院。

1992年《收养法》颁布之后,中国的福利院开始出现涉外收养,“到2000年达到一年近10000人的顶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残疾孩子,一半以上都送去了美国”,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养社工的张雯介绍说。

领养协议中规定领养家庭应该给福利院一笔捐赠资金,一个孩子的支付金额大概相当于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是涉外家庭,2000年左右是3000美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到3.5万元人民币。”张雯说,“这大大刺激了民政部到地方福利院的涉外收养倾向”。

而2010年以前,各地的福利院除了县市下拨的一点人员经费,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儿童福利。“涉外收养的捐赠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困难。”镇远县福利院院长况国军说。

计生达标的压力,遇到了福利院涉外收养的动力,在一些地方开始操作变形。《新世纪》曾报道,在湖南邵阳,“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2002年以来,利用涉外收养渠道,湖南衡阳等地还出现了多起福利院参与贩婴牟利的案件。

2009年4月1日,针对公安、民政、计生等五部委出台的国内公民未经登记私自收养子女新规,各地福利院开始执行,“所有的弃婴都要送福利机构,通过福利机构办理收养手续”。陈国红说,“过去收养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很多没有遵照执行。”

这一年联合调查组对镇远“弃婴”事件通报处理之后,李泽吉、杨水英乃至整个焦溪镇的超生家庭的孩子都给上了户口,还免除了社会抚养费。因为超生孩子的持续减少,村民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计生工作也越来越向强调服务型转变”。镇远县计生局副局长杨代军说。

养老、医疗等独女户、二女户的奖励政策,征收社会抚养费法院依法执行,严禁大月份引产等做法都在改善计生干部在村里的形象。黔东南州创新的村民和村委会签订《诚信计生双向承诺书》的做法,似乎也在赋予村委会更多的自治权限。“村自己制定细则,今年州、县、乡将各拿出事业经费和社抚费的10%投入村级双诚信双承诺工作。”石组长说。

“比如超生户将得不到建造房屋需要的砍伐证。”4月6日,车溪村计生主任罗林在李泽吉哥哥的新居里说,“这叫一环扣一环。”

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后,杨代军刚刚在州里的计生干部培训会上得知省内计生工作的“三不变”:“国策不变、党政一把手负责不变,一票否决制不变。”

看来计生的大手,仍将继续制造出奢谈权利的父母,也将把更多超生孩子的命运推向迷途。

原作手记:谁是制造者?

《“制造”弃婴》这则新闻讲述的是贵州省镇远县多名超生婴儿被“制造”成“弃婴”后,被国外领养人合法领养的故事。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有“弃婴”的父母、领养人、计生干部、福利院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等。

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很多人指责父母的麻木。可是他们无法对此辩驳。无法辩驳的原因是,他们确实参与了制造“弃婴”的过程,他们无法面对这个心灵的创伤。更重要的是,他们找不到和外界对接的表达方式。

“2009年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摘自《“制造”弃婴》)

这是徐林珍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这个群体的表达方式,此种表达方式必然会引发城里人的批评:麻木、自私。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解读,可能引起的非议就会大为减少。比如,他们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到死才算退休,他们没有被国家纳入养老等福利体系,他们仍然要靠“养儿防老”,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没有男丁,将来他们靠谁养老呢?

以此类推,用同样的表述方式,可以这样理解计生干部抱走超生婴儿的行为:基层计生干部受到政府的压力,他们为了得到微薄的工资而不得不完成计生任务,而各级政府也背负着计生指标的重压,这是影响他们政绩、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计生成绩之所以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如果不加约束,所有生者都会毫无尊严地活着。

福利院也可以这样解释他们的行为:各地福利院是否开展弃婴收养工作,主要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而地方财政对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远远不能维持福利院正常运转。“所以,福利院只有想办法找钱救命”,而涉外领养是获得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

对于政府对福利院支持不力的现状,地方政府又可以这样解释: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决定地方财政一级不如一级,而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必须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

其实,这些就是制造“弃婴”的源头。面对残酷现实,我当时产生的主要情感,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而是漫无边际的无奈,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制度和环境的无奈。(鲍小东)

回访手记:他为什么举报?

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中那一年半的时间,对蒋文(化名)来说是段痛苦的回忆,“现在提起来心里都还有阴影”。2009年1月他在很多论坛发帖———《镇远县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由此引起国外收养家庭和媒体的注意,最终令整个镇远县计生人员制造“弃婴”涉外送养的隐情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他作为实名举报者,已经将三四十封举报材料寄给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贵阳等地的媒体,“但没有一家媒体给我打电话”。他还曾将24个EM S的材料寄往从县委县政府到中央的相关部门,但都是石沉大海。

回想以一己之力试图制止荒谬的年月,他都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怒火无法扑灭,豁出去了”。

10年前就从家乡镇远到广东闯荡的蒋文,2007年准备与湖南籍的妻子添一个孩子。他回乡办准生证时,“计生办工作人员说我老婆的准生证明不合格,让我去重办;而且办理准生证需要交200元押金,做节育手术后才能退”。蒋文非常生气,“回一趟湖南不容易,这是有意刁难,我是合法公民,生养小孩还需要交押金,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他后来听说黔东南州16个县“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县城办理准生证的押金在1000-1200元。

蒋文曾经是中学老师,遇事不妥协,宁可给妻子迁户口也不愿交这笔押金,和村里的亲戚打电话谈及此事,“他们说这个不算什么,我们这亲生的孩子都被拿去卖了”。他跟村干部求证,村干部告诉他哪几户共抱走了几个。再问镇里,镇里让他别管闲事。他觉得不可思议。

办准生证的遭遇让蒋文晚上想起来都会做噩梦,“身体疲累,精神上也觉得痛苦”。花了半年的时间,他把妻子的户口落到了焦溪镇,才办理了准生证,交了200元保证金。而为妻子迁移户口的费用就花去5000多元。

2008年11月女儿出生,他已经决定要将家乡孩子被计生干部抱走的事公之于众。给女儿雇好保姆之后,他一个人赴上海工作,瞒着妻子开始寄举报材料。他害怕妻子不理解他的选择,也害怕举报会给家人带来麻烦,而面对山区村民最害怕的计生大网,他也有说不出的恐惧。

那一年半,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他害怕被监听泄露行踪,每一两天用公共电话给妻子和女儿打一次电话。“老婆以为我在上海有了外遇,差点跟我离婚。”他还得忍受和刚出世的女儿分离的痛苦。

蒋文变换着地址寄举报材料,镇里、村里通过家人给他传话,他害怕打击报复。举报获得媒体关注之后,他一回居所就要四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甚至不敢回家。

但他还是不放弃,挨个政府部门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收到材料,跑邮局查实邮件的接收情况。他希望举报能让当地政府清醒,也能让家乡人不再麻木。“山里人重男轻女,很多法盲,不把孩子的人格当回事。”

而如今回忆起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说:“那一年半我对不起家人,现在只想平静地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过去的经历忘掉。”事件引起关注后,他把公益律师、外国收养家庭和更多媒体挡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希望恢复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快递材料、打国际长途电话、咨询律师,举报花去了他超过万元,公司的生意也因此欠账,但未来他还是决定,“要投入更多的公益事业”。

超生婴儿被福利院“卖”到海外 干部称按政策办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吴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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