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会战:国民党军队与美国空军协同作战的胜利

文章摘自《陈诚回忆录》 作者:陈诚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自反攻宜昌之战结束后,六战区敌我保持对峙状态者年余,在这一年多的当中,我可以多分出一些时间,主持湖北省政。虽然为时甚暂,所幸尚能做到生活安定、军民协调的地步。至于军事方面,当然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随时都准备和敌人较量一下身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希特勒侵入俄境的军队,已成强弩之末,俄军已开始反攻。在北非方面,从是年十月阿拉敏一役起,诚如英相丘吉尔所说:“在此役以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此役之后,我们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至于在太平洋方面,美国已由守势地位,逐渐转换而为攻势,此后日本绝难与美国争衡海上,已为举世所共喻。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整个战局如此,日寇哪有不惊心动魄之理?他们想来想去,恐怕唯有在中国战场上找出路,或有一线希望。于是乃有鄂西会战一幕的演出。

当时战区的正面,右翼自湖南南县起,沿湖沿江经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远安县属,左翼则襄河西岸一带,均属本战区作战范围。战区所辖兵力为九个军,部署以江防正面为重要,配置三个军的精锐部队。关于兵力配备问题,起初颇多异议。一般的看法,多认为鄂西山地崎岖,人马难行,三峡天险中,又有石牌、庙河两要塞的坚垒,敌人溯江西犯之公算甚少。敌如进犯,必由两翼,或则北犯襄樊、老河口,转趋巴东、兴山;或则南由松滋、枝江渡河,直扑石门、澧县、常德。因此主张战区的兵力应保持重点于两翼,不应置于敌人进犯公算较少的江防方面。我当时对于这种看法,不敢十分赞同。我认为大势所趋,轴心国已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敌人欲于死中求生,唯有铤而走险。重庆为我战时首都,是指挥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敌人既已据有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犯重庆,仍为解决“中国事件”最简捷的途径。根据这一假定,所以我的主张,还是应配置重点于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而不应偏重襄樊或常德两翼。退一步言,即使敌军进犯两翼,我军失利,亦犹有补救余地,至少尚不致动摇国本。如江防空虚,万一敌由此路长驱直入,则后患将有不堪设想者。我的主张,是依据“毋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原则来的。本此理由,曾向军委会具申意见,坚持不可变更战区配备的重点,幸获军委会的核准,这是后来鄂西会战获胜的一大因素。

鄂西会战,是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十五日由敌寇窜犯江北开始的。敌军此次进犯,狡狯异常,他们先以万余人分六路侵据了我江北挺进军根据地沔阳、监利、郝穴等处。三月八日,更数路渡江,分犯华容、石首、藕池、横堤寺、黄水套、斗湖堤等处。十四日我军反攻,展开各据点之争夺战,双方互有胜负。相持至四月下旬,各路敌增援至六万余,上自宜昌,下至石首、监利,沿江重要地点,均配置重兵,并集帆船、汽艇六七百只,飞机数十架,有大举进犯之势。五月初,敌陷我南县、安乡,似将南扰常德。五月中旬,敌忽转锋西向,同时江口、董市之敌,亦渡江南犯,我在公安、枝江一带守军,被迫逐渐西移。至此敌之企图,据判断有三种可能:一、西犯石牌;二、南犯常德;三、沿江窜扰。因敌之企图难定,使我应战方略,亦颇难决定。

我此时离开六战区已四个月,正聚精会神为远征军之训练、补充、整顿而工作。五月十四日忽接重庆林蔚文兄电话谓:委员长要亲赴恩施,指挥六战区战事,我当时觉得很难自处,因为远征军正当初创,工作紧张,我无法分身。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仍在我的头上,现当事急,不应置身事外。最后我还是决定,请蔚文兄转报委员长准我回鄂指挥。十五日奉到委员长电谕,准我飞渝转施指挥,电话是上午八时到的,当日下午六时,我已赶到了重庆。

十六日因恩施下雨,飞机不能降落,留渝一日。十七日下午五时于云雾迷蒙中,抵达恩施。时军事紧急,孙代长官仿鲁(连仲)已赴常德,人心不免浮动,听说我回来了,始渐安定。说到这里,应当说一说我的内人在安定人心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贡献。原来我奉命赴滇远征,家眷仍留恩施,决定于四月间回重庆,摒挡就绪,正待启程,已是军事紧急时期。那天行李已上车,时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老友石蘅青(瑛)先生,赶来对我内人说:“你千万不能走,一走人心就乱了,辞修兄一定会回来的。”我的内人立刻叫人搬下行李,决定不走了。这一毅然决然的变更,当时很发生一点安定作用,等我果然回来了,人心浮动现象,更大见好转。倒是我觉得本战区作战计划,既早决定于诱敌深入后决战(见本章第二节所引腹案),为减少无谓损失起见,有计划的事前疏散,确有必要。因在后方找了几个地方,先将粮食囤好,即开始疏散低级军公教人员家属,第二步再疏散高级人员家属,民众愿疏散者听其自便。这办法和其他地方疏散办法完全相反,他们是高级的先走,低级的不管,所以都不免弄得怨声载道。我于决定疏散计划之同时,即分电前方各总司令、各军长,告以我已回战区指挥,勉全体官兵,振作精神,严明纪律,戮力同心,共歼顽寇。

十九日,敌由暖水街、刘家场、茶元寺等地,全力西犯,我军节节后移,是日战区之作战指导如下(图三七):一、第十集团军与江防军之决战线,为渔洋关、津洋口、曹家畈至石牌之线。二、第十集团军对渔洋关,江防军对石牌要塞,均须确保之,先行持久防御。三、俟三十军到后,会同三十二军由左翼,常德附近,俟七十四军到后,会同右翼,合并转移攻势。

至二十三日,渔洋关失守,敌军继续西犯。二十四日,长阳失守,宜昌西岸之敌,亦合力进犯。

此时敌军使用兵力,经判明者,计有:第十三、第三十九两师团全部,第三、第六、第三十四、第四十等师团各一部,独立第十七旅及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约十万人;山野炮一百四五十门;并由各方调集飞机百余架,分布江陵、荆门各地机场,参与此次作战。

我军方面可使用的兵力,为四十四、八十七、九十四、八十六、三十二、十八等六个军,共十四个师。其中八十七、九十四、四十四各军作战日久,兵力已疲;又三十二军之一师,尚在万县,十八军之一师,尚在涪陵接兵,八十六军之一师,尚未编成。此外由五战区调来一军,由九战区调来两军增援,均尚未达到指定地点。

战区接奉委员长的电话指示:石牌要塞须独力固守十天,希望成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如无命令撤退,即实行连坐法。遵照电令,我们决定以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部死守石牌要塞,并预作孤军作战准备。江防军左翼以石牌为轴,固守三斗坪、石牌之线,正面的第十集团军各部,则逐次抵抗,迟滞敌军之前进。待援军到达,再行合力反攻,聚歼敌人于长阳、渔洋关、资邱、石牌间地区。预定决战时间为五月底至六月初。

五月二十九日,敌军攻势已达最高潮,石牌要塞前,敌军攻势甚烈。是晚江防军吴总司令(奇伟)请求变换阵地于庙河南北之线,经我审慎考虑后,决心贯彻原定计划,令江防军竭力守备原阵地,不得变更。并为减轻江防军正面压力,同时命令各部提前反攻:九十四军向都镇湾,七十四军向松滋、枝江,四十四军向公安,并令三十三集团军加紧攻击当阳。其余后续兵团如三十军、一八五师、一四一师等各部,兼程向指定地点前进,及早加入作战。

是时,攻击石牌要塞之敌军,死伤极重,但仍强攻不舍。我当与胡师长通电话,告以委员长命令,胡师长回答得好:“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十八军荣誉。”这两句话确实让我放了很大的心。

至三十日,敌军攻势已告顿挫,根据各方情报及我空军侦察的结果,判断敌军有退却模样,当晚即下达追击命令。三十一日各部开始进击,进展甚速。于长阳、聂家河、枝江、宜都、茶店子等地,先后遮断敌人,几经激战,斩获甚众。至六月三日,江防军已完全恢复会战前之态势。九日我军克复枝江,十二日克复松滋,十四日克复公安。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方面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统计是役所获战果如下:一、毙伤敌三万余人;二、俘获:人员三十五名、马骡八十一匹、武器弹药等无算。

至我军伤亡损耗:一、伤亡及失踪:官长一、四四二人,士兵一八、二八三人;二、损耗:武器弹药等损耗较俘获者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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