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临终前对启动改革悔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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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导语 教科书长期坚持认为,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毫无诚意;近年来学界却出现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详细],清末新政的诚意“并不值得怀疑”,反而是“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 事情果真是这个样子的吗?教科书果真冤枉慈禧了吗?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

导语

教科书长期坚持认为,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毫无诚意;近年来学界却出现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详细],清末新政的诚意“并不值得怀疑”,反而是“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

事情果真是这个样子的吗?教科书果真冤枉慈禧了吗?

慈禧临终前对启动改革悔恨交加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但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只会出现在日本近代那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载泽以日本作为立宪可以“巩固君权”的有力证据,其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浅陋乃至荒谬的密折,打动了慈禧。究其原因,一者,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二者,慈禧本来对立宪知之甚少,一直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里一番天花乱坠,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故而,载泽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开启。载泽也一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回国后,载泽之所以对立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影响关系甚大。先是伊藤博文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而后,当载泽不断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一再肯定回答:“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里所列举的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其实全都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曾询问伊藤博文所言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告诉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伊藤没有欺骗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管理大权牢牢掌控在天皇手里。但伊藤没有告诉载泽,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而以他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慈禧临终前对启动改革悔恨交加

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的载泽(前排中)一行在英国伯明翰。


02

看清“立宪”的真相后,慈禧临终前表示相当后悔

迫不及待用“立宪”向地方督抚夺权,结果惨遭失败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史称“丙午官制改革”——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督抚们的集体反对,直接导致“丙午地方官制改革”的彻底流产。尽管载泽曾上奏慈禧,力劝其“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慈禧终究不敢冒险。督抚们挫败朝廷的地方官制改革后,转守为攻,竟又欲以“三权分立”改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这是载泽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的首次尝试,据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报告,载泽对此次失败表现得相当沮丧。

督抚们比载泽之流更懂得利用“立宪”来获取自身利益

其实,老于宦海的地方督抚们,远比血气方刚的载泽之流,更懂得如何利用“立宪”来谋取自身利益。张之洞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1906年9月以“立宪”为名的官制改革,张之洞是坚决的反对者,据张氏年谱记载,他对此事“愤懑填膺”,并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1907年7月,慈禧将权势最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和袁世凯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此时,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8月份的一次觐见慈禧的谈话中,张大声疾呼朝廷要速速立宪。对话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之洞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皇太后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之洞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有些学者对张之洞前后立场的突变感觉很迷惑。其实很好理解:1906年的官制改革要剥夺张之洞湖广总督名下的许多权力,张自然是要“愤懑填膺”;1907年张已任职中央,在同僚中的声望、资历一时无两,速行“立宪”,组阁的机会多半会落在张身上,他如何会不赞同速速“立宪”呢?

慈禧临终前对启动改革悔恨交加

1906年,戴鸿慈(右)、端方在美国芝加哥“考察政治”。


慈禧临终时相当后悔“允彼等立宪”

自“预备立宪”宣布后,“立宪”就成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们互相争权的重要工具。在争斗中,因为皇室受了载泽的误导,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所以常常在舆论上陷于不利。慈禧也渐渐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想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去了解“日本立宪”究竟是怎么回事。1907年曹汝霖觐见慈禧,因其曾留学日本,即被问及“日本立宪”的真相。据曹汝霖回忆: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

有些学者误读了曹汝霖与慈禧的这段对话,先是搞错了时间,说成是在1905年(曹汝霖说自己觐见慈禧时袁世凯已经从地方调入中央,如此可以肯定觐见发生在1907年7月份之后),进而判断慈禧受曹汝霖影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这样的解读,恐怕已经与史料的原意截然相反——如引文粗体所示,曹汝霖就“立宪”总结了“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可是,没有一个“中心”是属于皇权的,这与载泽所描绘的“日式立宪”截然相反,慈禧听完,“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心中所想,恐怕不是在赞赏“立宪”。…[详细]

1908年初冬,慈禧去世。其对“立宪”的终极态度,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记载:“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

慈禧临终前对启动改革悔恨交加

“皇族内阁”合影。皇族内阁非一日之功,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即以增强满人中央权力为重要目标


结语

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始于被谬论误导,终于悔恨交加。所谓的“改革诚意”究竟何在,史料里实在是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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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

慈禧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其实。举凡大事基本都看不准。看过她批过的奏折,错字连篇,语义不通。

唯一的本事就是耍弄权术,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已。

一个国家在顶峰的时候能出武则天,到了气数尽的时候只能出慈禧。


辫子本来就是从荒蛮之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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