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中共地下党让戴笠既不敢用又不敢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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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孙修峰,原标题:隐蔽英雄于炳然:智斗戴笠密说卫立煌 他早年在英国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统战和情报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张学良认定他是大才;蒋介石亲授他一项重要使命;他与以高官相诱惑、以杀头相逼迫的戴笠斗智;他深受周恩来的器重与关爱;他最早站出来批判陈伯达,而遭康生陷害;他成功密说卫立煌,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他就是于炳然

核心提示: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哪位中共地下党让戴笠既不敢用又不敢杀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孙修峰,原标题:隐蔽英雄于炳然:智斗戴笠密说卫立煌

他早年在英国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统战和情报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张学良认定他是大才;蒋介石亲授他一项重要使命;他与以高官相诱惑、以杀头相逼迫的戴笠斗智;他深受周恩来的器重与关爱;他最早站出来批判陈伯达,而遭康生陷害;他成功密说卫立煌,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他就是于炳然,在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演绎了一幅传奇、壮丽的人生画卷!

一、在欧洲,同张学良从论政到相知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17年7月,16岁的于炳然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校读书期间,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先后领导了反对军阀吴俊陞和贪官耿之光的两次学潮。

1923年,于炳然中学毕业后,被选送日本留学,恰逢东京大地震,在生死线上挣扎15天后,终于脱险归国。1924年9月,他又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举行示威游行。于炳然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1928年冬,日本侵略者要在东三省强修铁路,北平各大学东北籍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于炳然是总指挥、请愿总代表。

1930年夏,于炳然大学毕业。后来,黑龙江省招考公费留欧学生,于炳然在考试中一举夺魁,于1931年4月动身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研究国际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他苦苦求索救国之道,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他被选为中语组书记,领导着“反帝大同盟”等多个进步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春,张学良出访欧洲。5月,到达罗马。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三、如想收复,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一星期后,于炳然收到张学良的亲笔回信。对方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共同探讨。对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对第二个问题,张学良的答复是肯定的,并说“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对第三个问题,他说:“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说:“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7月下旬,张学良到了伦敦,于炳然又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述了抗日救国方略,并驳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

两天后,张学良托陈洪海约于炳然共进晚餐。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只有陈洪海和张学良的两个儿子。餐后,张学良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由北欧回来,即约于炳然面谈。张学良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滔滔宏论达四小时之久。张学良倾听后,说:“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又约于炳然谈话。他先说:“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又说:“据我了解,你确是个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不过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帮助你学费。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约于炳然会面。几次长谈,于炳然一方面看到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同异,另一方面,张学良真诚磊落的品格、深沉的爱国之忱,留给他极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已办成。于炳然把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同意他去莫斯科。二、蒋介石授命他策反德王

1934年10月,于炳然来到了莫斯科,从事党的建设工作,并在出版社做编辑。

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将接洽重要任务。据此,党组织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回国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党的关系,是到上海寻找潘汉年。

1937年4月,于炳然到沪,才知道《真理报》上那则消息是误传。他见到了潘汉年,后赴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宣传部部长。

7月18日,于炳然接到他在伦敦时结识的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芃生王说:“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

于炳然说:“你开什么玩笑?”王芃生说:“真的,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已经降日。原来,此前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到此事,戴笠向蒋介石建议由于炳然前去内蒙。

于炳然到了南京。次日,戴笠亲自乘车来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入一大会客室。等候的蒋介石站起来,面现微笑,与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指向身旁的沙发,说:“请坐!”

入座后,蒋介石问:“你是黑龙江人?”于炳然答:“是的。”

蒋接着问:“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于炳然答:“是考取公费留学去的。”

蒋再问:“你到俄国是张汉卿送去的?”于炳然说:“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蒋介石说:“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

于炳然说:“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

蒋介石说:“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

于炳然说:“好,我当尽力。”

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蒋介石很重视德王反正。为了让于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会见。

载笠派孙殿英护送于炳然前往北平。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军队正激战,炮火连天,无法前行,在当地滞留了二十多天。无奈,于炳然只好只身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奔往天津。

至天津,于炳然见到了在北平大学时的同学,时任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赵福海。赵建议由他和杜超杰先去张家口向德王转达于炳然此番的来意,必要时于炳然再去。于炳然把劝说德王的思路、策略详细交代给他们。12月20日,二人回津,说已见到德王,晓以中华民族大义,分析了抗战前途,劝其反正。德王表示:反正,需待国军与他的军队能够衔接时。此时反正,徒遭损失。

这时,南京已陷落,敌焰十分凶狂,的确不是使德王转向的好时机。三、悬剑之下,舌战戴笠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及东北人的问题,蒋介石都交给戴笠来对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反蒋,并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问:“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于炳然问:“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说:“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

于炳然也笑着说:“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变得有些诡谲,不紧不慢地又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从容不迫地说:“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戴笠说:“当然不愿意。”

于炳然说:“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我可以给自己担保。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他态度平静,话中寓理。

戴笠听了之后,没有吱声。最后勉强地说:“请你考虑考虑吧。”

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四、获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

“东北救亡总会”上属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6月,周恩来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战工作,由于炳然任“东总”秘书长。

1939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于炳然撤回延安。于炳然向“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获李济深批准,让他携带副官、秘书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问他:“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带什么人去?”于炳然约于毅夫同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恩来问:“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于炳然说:“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戴笠见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于炳然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我可以代办。”戴笠说:“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

恰在这时,传出消息:与于炳然同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是被李济深派出的陈希周,行至浙闽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同行人一同遇难。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来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于炳然点头应诺,心中深为周恩来的真切关怀而感动。五、批判陈伯达惨遭迫害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任职。他可回到家里了,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

陈伯达此时是政研室主任。于炳然发现,陈着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亲信,挤压、欺负持不同意见的正直同志——这实在有损于党的形象。于是,他给任弼时写信,指出陈的领导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料到,这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风运动开始后,陈伯达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于炳然发现该文歪曲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运动造成误导。7月23日,《解放日报》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一文,逐点分析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还不客气地指出陈的多处理论失误。

陈伯达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为自己辩护,最后几句话更是锋芒毕露:“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不久,于炳然祸从天降。那时,康生与陈伯达已相当“默契”。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数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公然信口雌黄:“‘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警卫员及他们的佩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惨遭各种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得知于炳然和“东总”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说:“怎么能这样搞法呢?‘东总’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一定要甄别。”他证实了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但康生对周恩来的指示,用拖延战术顶着不办。两年后,周恩来听说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从重庆发回电报,于炳然这才恢复了自由。六、赴东北密说卫立煌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于炳然奉命到沈阳做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工作。

一天,卫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写:“俊如兄如面:分别数载,甚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在一个豪华餐室,他们先是一番叙旧。饮酒中,于炳然问道:“听说老蒋调杜聿明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说:“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点点头,又问:“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叹了口气,说:“当局指挥无能,共军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

于炳然单刀直入:“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四十万国军,根本逃不出共军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么意思?”卫立煌直愣愣地望着他。

“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卫立煌知道,于炳然说的是上月济南战役中守卫机场的吴化文率部起义的事,于是笑问:“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

“哦,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军弟兄着想。”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势难违啊,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

卫立煌听了,双眉紧蹙,陷入思索。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这次谈话某种程度上使卫立煌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一次次严令他尽快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但他并未从命。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轰出家门。他暗暗“消极避战”,这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于炳然此行,不负使命,为加速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8年底,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后至西南地区公安部工作。1952年春,正当政务院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调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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