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的来历是否能够成为其不与国军交战的缘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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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后,日本入侵。黄金时代瞬间瓦解,看看伪军的成长经历,真是让人感慨。甚至发展到了伪军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了,老百姓生活艰难到如此地步。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全国伪军不计其数,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90%(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这又是为什么?随着抗战胜利,伪军的瓦解,我们民国政府又做了什么?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么多的中国人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服务呢?

政治上的独裁,为伪军“曲线救国”找到了借口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曾这样描述蒋介石政府中汪精卫领导的行政院:“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早在“还都”之前,就曾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在19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军事上的独裁,将许多“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的阵营。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经常假借种种理由打击、削弱、吞并各地的军事实力。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我们可以看出,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军的军队,大多都是被蒋介石称为“杂牌”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军集团军司令,六个来自于原西北军、东北军和山东韩复榘等的军队,只有郝鹏举一人原来是胡宗南的部属(此人因在军中强奸他人之妻,畏罪潜逃投奔汪伪政府)。

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这种情况令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侨民柯尔斯也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

日军的威逼利诱,直接导致了大量伪军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

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38年日本和汪精卫一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时,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除了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造汉奸和伪军部队。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极力拉拢腐蚀部分中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投靠日寇,加入伪军部队,并积极参与、指使汉奸不断抓丁扩充伪军队伍。如当时汪伪政权伪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警卫部队三个师的兵员都是“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从“先遣军”到“正规军”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伪军之间从未真正交过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抵抗、消灭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共毙伤、俘虏和迫其投诚118万余众。另外,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伪满军队全部和伪蒙军队一部共8个师又12个旅,约20万人。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汪伪军及华北伪军,除略有逃散外,建制尚属完整。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尚有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2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55000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还有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14000余人。以上伪军共计351000余人。他们都被蒋介石收编,投入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中。

在战争结束之前,蒋介石就做好了利用各地伪军打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国民党政府就将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并令其“固守现地,等待国军”。第二天,蒋介石对全国伪军发布命令:“……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紧接着,蒋介石又对汉奸和伪军高级将领大肆封官晋爵,委以重任。他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上海;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负责集结散驻各处的伪蒙、伪满残存军警部队,进攻八路军;孙殿英、庞炳勋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在河南汤阴,堵截八路军南下。庞炳勋部则纠集开封附近的伪军部队,与徐州郝鹏举、新乡孙殿英、商邱张岚峰等部互相呼应,到处阻击我军。因对阻止八路军进入开封有功, 1946年春,蒋介石到新乡召集军事会议准备大打内战时,还特别召见了庞炳勋和孙殿英等,还要他们一个个侍立一旁,合影留念。 对于伪军的改编,国民党采用了纵队、总队的序列,是一个军,就给以纵队的编制,是一个师,就给以总队的编制,在纵队和总队之上还冠以“暂编”二字,以示与正规军的区别。各地伪军共编为六个纵队27个总队73个团,门致中、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张岚峰等都被任命为纵队司令。1946年初改编完毕,11月后,又陆续编为某军某师正式国军。

伪军的命运

多行不义必自毙

许多伪军高级将领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后,自以为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了。没有想到蒋介石大肆重用伪军,对付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纷纷提出抗议。国际法学专家周鲠生也严厉谴责蒋介石政府说:“国人皆说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蒋介石这才感到人言可畏,无可奈何地指示军统局将周佛海、王克敏等大汉奸和一批犯有累累血案的伪军高官送交军事法院。后经审判,陈公博、王揖唐、褚民谊、丁默村、伪第11军军长富双英、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伪华北绥靖督办齐燮元等人被判处死刑,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病死在南京第一监狱)。王克敏被押不久,即病死狱中。其余受到蒋介石庇护、侥幸逃脱审判的伪军高级将领及其所属部队,也大多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消灭或向解放军投降。除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外,其他如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郝鹏举等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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