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抗战时美国从未将中国视为盟友

秦陇复国军将士 收藏 7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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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过程,先后采取了“避免介入”、“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扶蒋反共”政策,不同的政策对中美关系及中国对日战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将依次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作一简要回顾,重点探讨美国实施每项政策的原因,并对每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析。

一、美国“避免介入”政策(1937年7月—1938年10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民国政府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在实行就地武力抵抗的同时,不断呼吁英美等国制止日本侵略。中国政府认为,英、美在远东拥有重要利益,又是《九国公约》的签署国,有制止日本侵略的法律义务;只要英、美合作出面制止日本侵略,就能避免中日间战祸蔓延。然而,美国此时却在远东推行“避免介入”政策。7月12日,针对中国要求美国出面调解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对中日双方保持“公正、友好的态度”,希望双方“都要克制”,拒绝了中国的要求。[1]P(214)美国还拒绝了英国先后在7月14日、20日提出的英美联合出面“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美国既不愿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免得罪日本,但也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肆意妄为。在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中日双方都遵守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准则,以维护中国的正常生活秩序。8月13日,日本侵略扩大到上海,上海战争不仅将使中日间矛盾更加激化,而且会大大损害英美在华利益。然而,美国却只是重申“7. 16声明”原则的普遍意义。

美国此时采取“避免介入”政策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思潮此时正在美国盛行。第二,当时的国际上对侵略者盛行绥靖之风。第三,日本在此时的侵略还没有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构成根本威胁。第四,美国在日本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日本是美国三大重要出口市场之一,从1932—1939年,美国对日输出占美国总出口额的7.3%—9.9%。1937—1938年美国经济衰退正在萌芽,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市场对美国资本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反对制裁日本。

美国对中日冲突的“避免介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怂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主要表现:一是由于美国在这一时期采取观望态度,其它列强也不愿出面干预此事,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国际组织自然也不会有所作为,致使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范围。二是由于美国没有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日本侵略者可以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得战略物质。1937—1938年,从美国进口的军需品占日本军需品总进口额的55%;日本从美国进口石油占日本总进口额的50%;1937年,美国对日本废钢铁的出口数量是1931年的40倍,价值达3 741万美元,占日本废钢铁总进口额的90%。

二、“援华制日”政策(1938年12月—1941年12月)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声明宣称,日本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设想,是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直接挑战,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这一形势促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变化,它开始奉行“援华制日”的政策。1938年12月,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这是美国走向援华的第一步。1940年3月30日,就在汪伪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美国政府率先发表不予承认的严正声明,并宣布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此后,又多次向中国提供贷款。1941年8月起,美国志愿人员(当然国民政府给高薪和美女,否则美帝少爷兵怎么会来打战呢)“飞虎队”在华参加对日作战。1941年 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对于日本,美国的遏制力度不断加大。

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变化主要原因是:第一,美国与日本争夺亚洲太平洋区域霸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日本侵华的扩大,特别是近卫声明提出了“大东亚新秩序”计划,表示要独霸亚洲太平洋区域,公然向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挑战,使美国感到它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而美国不得不对日本采取一些制裁措施。第二,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一些观察家都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以为最多二、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使美国领悟到中国抗战对于维护远东和平,对于维护它们自身在远东利益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日本实施“南进”计划,并与德、意、缔结同盟条约后,美国政府把日本和德国作为东西方的敌人而联系起来,认为日本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与德意两国一同构成了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威胁。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成了美国借以遏制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这一阶段“援华制日”政策的目的是想推迟与日本正面交锋的时间。“援华”在于增强中国进一步抗日的能力,“帮助中国使之成为不断缠住日本和消耗日本力量的地方”——简单点说是把中国当做炮灰,不断消耗日本,美国坐收渔翁之利,“制日”是为了在军备物质方面给日本侵略势力制造一些困难。“援华制日”政策的上限是避免因而与日本发生正面的冲突。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美国策略是尽量使太平洋战争推迟爆发,以便为自己赢得备战的时间。特别是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对世界和平主要威胁来自欧洲,因此,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鉴于欧洲局势日益恶化,美国在远东就要尽量避免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发生直接冲突,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挫败主要敌人德国。因此必须把对日制裁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因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将会促使日本为了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铤而走险”。正因为这一原因,美国曾一度热衷于与日本谈判,试图通过牺牲中国局部利益与日达成妥协。

三、结盟抗日(1941年12月—1944年9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推动了美国与中国结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美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制定了它的战时对华政策。为使中国政府能更积极有效地组织对日作战,牵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制日转到结盟抗日。具体说来,美国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首先,美国建议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总司令。其次,改编和训练中国参加与美联合作战的部队。先后把中国参加缅甸战役的一部分远征军训练和改编为中美联军;把原属于中国空军建制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并入美国陆军建制,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又与中国空军混编成军。最后,美国与中国加强情报合作。为此,1943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更多是用作对付土鳖。

第二,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1942年2月,美国给中国巨额贷款5亿美元,超过了1937年到1941年7月贷款总数的两倍,而且未规定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美国还加大了对中国租借物资的援助。根据1942年6月双方签订的《中美租借协定》,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8.46亿美元。

第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与中国合作抗日,一面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在1941年12月—1941年1月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坚持将中国列入《联合国家宣言》4个领衔国之一,与美苏英并列。1942年10月,不顾苏联反对,支持中国作为《世界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11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

美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结成抗日同盟,既有短期的考虑又有长远的打算:短期来看,为了进一步实施它的“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联合作战,让中国顶住日本,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以解除美国以主力对付德、意的后顾之忧。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是从美国战后全球战略来考量的。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设想的战后国际新秩序是大国主导体制。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起支配作用。在大战时期,在英苏间出现分歧时,美国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果战后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又站在美国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就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了。因而,美国力图通过战时与中国的结盟关系,增强对中国影响,为其战后的全球战略服务。。。。。可见美帝战略眼观。

但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把中国当成与其它大国平起平坐的一员的,更不用说与美国了。如:中国抗战时间最久,但获得的租借物资却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20%,甚至还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不仅如此,当时给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手中。1945年2月,美、苏、英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秘密谅解和妥协——《雅尔塔协定》,是以牺牲中国部分主权利益为交换的。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涉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当然,美国试图通过战时的援华、结盟政策扩大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目的是达到了。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强了。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对西方大国采取的是平衡战略。

四、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4月—1945年8月)

1944年9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日本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对美国来说打击德日两国都将成为过去时,战后如何对付苏联的问题则日益突出。为了使中国战后的发展局势更有利于配合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开始介入国共两党的矛盾,在调处国共矛盾的过程中,美国逐步确立了“扶蒋反共”政策。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交往和接触都很少,双方互不了解。随着抗日形势的日趋恶化以及蒋介石政府反共倾向的日益显露,罗斯福政府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战局势。虽然美国还只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跟共产党也没有太多的往来,但美国为了使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致因中国内耗而削弱,采取促蒋联共抗日的政策。中途岛战役结束后,日本侵略势力节节败退,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而战后远东地区新秩序的安排成了美国决策者考虑的重点。此时的美国不再强调中国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侧重于使中国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地带,以便自己控制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抗战末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逐渐向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也在由战时的短期政策向战后长远政策转变。如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希望战后亚洲出现一个能牵制日本和苏联,同时亲美的中国。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的另一个原因,跟美国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有关。从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它。苏联社会政权刚刚诞生时,美国等西方列强为首的协约国就对它发生了三次围攻,企图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之后,又对苏联长期实施制裁。在20世纪30年代,德、日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又对法西斯分子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把法西斯这股祸水“东引”或“北引”,借德日法西斯之手消灭苏联。当美国认为法西斯势力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超过苏联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时,美国只得与苏联联手共同打击法西斯势力,当世界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外交战略中反共因素又上升起来。按照美国政治家一般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同为共产党。一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其政治态势必然亲苏。而国民党虽有众多让美国不满意的地方,但与共产党相比,美国还是宁愿选择国民党。美国这时“扶蒋反共”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在国共争端中片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但是,这一政策给战后中国的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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