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解放军中唯一一对夫妻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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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同时也被授予将军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双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将军之家”。 本文摘自:《走近女将军》,作者:涂学能,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上将丈夫少将妻,开国将星中惟一“双子星座” 1955年9月27日下午的北京中南海——新中国首次授予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仪式隆重举行。 在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李贞。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同时也被授予将军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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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同时也被授予将军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双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将军之家”。

本文摘自:《走近女将军》,作者:涂学能,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上将丈夫少将妻,开国将星中惟一“双子星座”

1955年9月27日下午的北京中南海——新中国首次授予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仪式隆重举行。

在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李贞。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同时也被授予将军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双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将军之家”。

当李贞从毛泽东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回到家里,丈夫甘泗淇上将也回来了,望着丈夫,李贞的骄傲和幸福充满心田。甘泗淇原名姜凤威,也叫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南宁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任湘赣县委宣传部长,李贞当时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从此他们两人就相识了。甘泗淇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李贞对他的印象很好。

在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的热心撮合下,1935年元旦,在塔卧村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里,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副政委关向应主持婚礼,任弼时、贺龙等到场祝贺。从此,李贞和甘泗淇开始了并肩战斗的风雨人生。

6岁起就当了童养媳的李贞原名旦娃子,1926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妹妹:“咱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解放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尽管李贞当时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意,但她能意识到“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不受压迫,能过好日子。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当即就点头同意,并随手递上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应道。18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也不姓旦啊?”

“再想想。”那位同志说。想着,想着,一个字突然闯进旦娃子的脑海:忠贞不渝。她听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参加协会不是要求忠诚不改变吗?于是,她试探着问:“叫李贞怎么样?”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30多年的硝烟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帅名册。白色恐怖面前不低头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湘鄂赣边区特委妇女部长李章被杀害后,吊在桥头暴尸。女共产党员易维五被斩下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敌人四处追捕李贞。

当晚,李贞钻进了湘赣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她挎着竹篮子,四处寻找隐藏的共产党员。经过多日奔波,她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员刘先行、刘正元和李汇东。四名共产党员会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李贞任书记——这是济阳县永和区第一位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贞和党支部的同志,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终于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回原籍济阳领导武装斗争的王首道接上了头。

革命火种又在浏阳大地上点燃。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正在筹划之中。9月11日,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打进了醴陵,接着又攻进了浏阳。李贞带领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策应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她突然心生一计。她想,浏阳鞭炮享有盛名,燃放起来好似枪声,何不借此迷惑敌人呢?于是,她找来一个煤油桶,在桶里放起鞭炮来,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果然吓得敌人狼狈逃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浏阳河两岸。浏东游击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了。刘少龄任队长,颜启初任党代表,李贞任士兵委员长。开始,游击队只有几个人,两条枪,其余则是鸟枪、马刀、梭镖。但他们以大围山、连云山为依托,与不断来犯的敌人巧妙周旋,坚持武装斗争。

游击队日益壮大,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命令周翰带领一个团,同时纠集当地的团防军、联防军,向浏阳扑来,发起了冬季“围剿”。

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勇敢顽强,击溃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第二天傍晚,枪声稀疏了。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行撤离阵地。

李贞说:“我是共产党员,应当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突围的同志刚下山,就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除一名游击队员和几名地方干部群众突围成功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

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从后山偷偷爬上来的敌人迂回包围过来。李贞和几名游击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贞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腹中的胎儿已经夭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六十里路,终于逃出敌人的包围,回到了游击队。

1934年8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11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雪山。在过草地中,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病体还没有恢复,又没有充饥之粮,孩子饿得啼哭不止,没等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母爱献给烈士遗孤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老战友会帮助照顾好。”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体弱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朱老1955年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将军遗物“一贫如洗”

李贞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大多数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义女义子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条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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