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叶剑英提议学诸葛亮“联吴抗曹”联美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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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图为:叶剑英在机场欢迎基辛格 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它缓和了中国面临的美苏南北夹击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立状态,重新走上广阔的世界舞台。这源于九大之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老帅对国际局势的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四老帅务虚会”,他们提出真知灼见,对化解中国面临国际危机、打开中美关系起了巨大作用。 不怕与“九大”唱反调 1969年2月19日下午,陈毅等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指示,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1969年叶剑英提议学诸葛亮“联吴抗曹”联美抗苏

图为:叶剑英在机场欢迎基辛格

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它缓和了中国面临的美苏南北夹击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立状态,重新走上广阔的世界舞台。这源于九大之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老帅对国际局势的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四老帅务虚会”,他们提出真知灼见,对化解中国面临国际危机、打开中美关系起了巨大作用。

不怕与“九大”唱反调

1969年2月19日下午,陈毅等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指示,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当时,四老帅身处“二月逆流”的逆境,心存顾虑。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

四老帅战争年代都曾指挥千军万马,战功赫赫,他们勤于思考、胸怀大志,曾是毛泽东治军、治国的忠诚助手,尽管毛泽东的晚年有许多失误,但都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四老帅与周恩来都有几十年交谊,也是四老帅最敬仰的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针对他们自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一直“靠边站”的处境和思想,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阳春3月,在中南海紫光阁古朴整洁的会议厅里,四位老帅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

中南海紫光阁,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元帅们经常活动的场所,“文革”以来变得冷冷清清。自从四位元帅每周来聚会,紫光阁又恢复了生气。明媚的春天来了,紫光阁前的树绿了,花开了,室内又多了盆景。老帅们相会在一起,老友们看材料,交换意见,时而有精彩言论发表,时而发出愉快的欢声笑语,这使他们忘掉了疾病和“文革”浩劫带来的种种烦恼。

四老帅间都有深厚的战斗友谊。徐向前和叶剑英同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战友,长征途中在川西草地会师后,两个人都在右路军指挥部,朝夕相处,友谊更加深厚;徐向前与聂荣臻更有一段情谊:新中国成立时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在徐向前养病期间,总长的职务一直由聂代理。陈毅与叶剑英诗词唱和,趣味相投。抗日战争中,陈毅在江南新四军,徐向前在江北八路军;建国以后对外交问题的共同关注使二人志同道合。熊向晖认为四位老帅性格各异,听他们纵论国际风云,是难得的精神享受。

如今四元帅又是患难与共,大家见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陈毅是位乐观主义者,见到其他老元帅们,欣喜若狂,风趣地拱拱手:“各位,都要支持一下我这个小组长呀!”说得老帅们开心大笑。

陈毅身体欠佳,有时来晚几分钟,还说一句红卫兵的话:“罪该万死!”逗得大家发笑。每次讨论会都很热烈,老帅们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丰富的经验和对时局发展的敏锐观察力,分析研究世界局势、分析研究苏联与美国、大国与小国的种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

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忘却了自己所受的种种指责。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四位老帅能经常见面,坐在一起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提出许多有利于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他们将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四老帅畅谈愉快话题,纵论天下大事,这使他们心情格外舒畅。

他们以元帅的战略眼光,在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对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做了精彩分析,提出与“九大报告”截然不同的观点,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在后来延续了10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对中英美之间矛盾的基本认识

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对中苏矛盾的认识:认为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联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联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联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苏联不会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可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对于胡志明去世后9月11日举行的中苏首脑(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四位老帅认为,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

对柯西金北京之行,受林彪思想影响较深的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派特使去美迷惑罗斯福一样。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恩来。他们认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他们提出以下几点:

“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必须看到相当时期内“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而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他们提出了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第一,针对当时流行的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明确提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第二,通过精辟的论证,指出美苏之间,苏联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两个判断为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基本依据。

熊向晖回忆说,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

对中美矛盾的认识:四老帅认为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因为美国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国更不敢贸然动手。其次美国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国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国尤其不愿和中国打,使苏联渔利。再次美国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羽毛渐丰,佐藤之流叫嚣反华,实际是想利用反华发战争财,并借此向美苏讨还失地,向南进行扩张,取得亚洲“领袖”地位,和美苏争短长。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国就更不会亲自上阵。因此美国不敢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在中苏矛盾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了基辛格秘密访华。

对美苏矛盾的认识:他们指出美国、苏联都在布局。苏联要向西欧伸手,美国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叶剑英提出打美国牌,“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1969年,叶剑英72岁,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是新中国杰出军事战略家,又担负着主持军委工作的重任,系国家安危于一身,始终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认为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中国被动战略态势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潜心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并深有所得,根据四老帅讨论情况,执笔写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一文上报毛泽东、周恩来。

他认真分析国际局势出现的新情况,认为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5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同时,曼斯菲尔德乘美、柬复交转来信件,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联。

对于苏联准备对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叶剑英提出打美国牌的问题: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后来基辛格访华时,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参加,对中美建交做出贡献。

据熊向晖回忆,正如叶剑英后来所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毛泽东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周恩来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毅向周恩来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作出决定,这些决定是不容易的。其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来华,叶剑英都参加了中美重要会谈。

后来事态发展也证实了叶剑英判断的准确性: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掉过头向西,洲际导弹覆盖的就是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部署的百万大军已失去战略价值。不出所料,未过两年,勃列日涅夫就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主动向中国示好,中苏两国关系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老帅对中苏关系变化的关注

聂荣臻关注苏联调子突变,是害怕中美和缓。聂荣臻时年70岁,他认为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180度大转变,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几位老帅在谈到苏联挑起中苏边境冲突时,聂荣臻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珍宝岛事件,外电都说是它发动的,它心虚得很。”对中、苏、美三角关系问题,他说,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组织以外,还有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等组织,但基本是美、苏两家。从越南战争的情况看,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说明各条约组织内部都在起变化。美、苏的主要争夺重点仍然是欧洲,他们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无论从投资情况和战略地位上看,都是这样。他们目前真正想捞一把的地方是中东,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成为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对中国,他们都在搞声东击西战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了钉子,越南战争又被拖得精疲力尽。再要想进攻中国,它是要认真考虑的,我看可能性不大。美国在远东搞了许多桥头堡,但它主要还是要巩固西欧。苏联搞珍宝岛事件,也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巩固东欧。苏军武器装备好,但士气不行,过去靠喊斯大林万岁,就冲,现在它靠什么来鼓动部队?目前,美、苏都叫得很厉害。都摆出把火往中国引的架势,实际上目标是搞好欧洲。因此,现在马上爆发针对中国的大战,条件不成熟,要大打,他们困难都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则他们发起疯来不好办;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们的现象所迷惑,乱了我们的阵脚;再一方面就是要争取同盟军,哪怕是间接的也好。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缓和。

叶剑英、徐向前点头同意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徐向前关注苏联后院起火,它不得不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每次开会,68岁的徐向前总是提前三分钟进入会场。他有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尽管住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路上行车常有堵塞,司机却能准时到达。工作人员见徐向前常常早到,总说一句“徐总早啊!”徐向前微笑回答:“路远,得比路近的跑快点嘛!”有时徐向前身体不适,也抱病出席。一是为了完成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二是难得有与老战友相会的机会,谁也不肯轻易放过。

多年患病以后,特别是患头痛症,同志们以为他不能用脑过度,哪知他讲起世界发展的格局,不但井井有条,深入细微,而且有新的见解。徐向前是少语多思,温文尔雅,很少说玩笑话,甚至连闲话都说得不多。徐向前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苏联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他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苏美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若干关系我国战略方针和发展前途的建议,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陈毅认为局势到了转折关头,美苏都打中国牌。陈毅集元帅、诗人、外交家于一身,言词犀利,活泼有趣。美国和苏联外交家都吃过他的苦头。

1969年,陈毅68岁,作为研讨会组长虽然受到林彪陷害,但还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陈毅认真准备后高水平发言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由于苏联准备对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陈毅提出打美国牌的问题: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胡志明去世后1969年9月11日举行的中苏首脑会谈,陈毅认为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会更加震动全世界。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毅深思熟虑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陈毅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恩来口头汇报。

四老帅为打开中美关系起到关键推动作用

就这样,1969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毛泽东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

熊向晖回忆说,可惜陈毅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毅,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毅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20年隔阂的坚冰。但令人惋惜的是,陈毅因患癌症不幸于1972年1月6日去世,没能看到这震惊世界的一刻。

四老帅不负毛泽东殷切期望,对于苏联猖狂反华甚至叫嚷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问题进行冷静、独立、深入研究,不跟潮流,人云亦云,拿出了真知灼见,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另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它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缓和中美关系,尽快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外交的新格局。以后的事态发展,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访华,中美关系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恩来同他会谈,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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