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后林彪为什么要求罢免“前敌指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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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誉为一身最得意的胜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征组歌》唱红了大江南北,其中马国光演唱的《入云南》中“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几句,更是唱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令人过耳不忘。但奇怪的是毛泽东最得意的“学生”、多次在关键时刻支持过毛泽东的林彪却在四渡赤水之后要求罢免毛泽东“前敌指挥”的职务,这个反常现象被很多人解读为林彪不懂毛泽东“运动战”的奥秘。可林彪最擅长的就是打运动战,他怎么会不懂运动战呢?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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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誉为一身最得意的胜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征组歌》唱红了大江南北,其中马国光演唱的《入云南》中“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几句,更是唱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令人过耳不忘。但奇怪的是毛泽东最得意的“学生”、多次在关键时刻支持过毛泽东的林彪却在四渡赤水之后要求罢免毛泽东“前敌指挥”的职务,这个反常现象被很多人解读为林彪不懂毛泽东“运动战”的奥秘。可林彪最擅长的就是打运动战,他怎么会不懂运动战呢?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军的预定目标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会合,然而这一企图很容易就被国民党的智囊猜中,湘江一战,红军钻进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圈套中,八万六千多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湘西去不成了,到了贵州的黎平,中央开会决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进军,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在黎平会议决定改变行动方向前,12月16日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根据目前黔敌“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绥口阳、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 这与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的意见似乎如出一辙,略有不同的是,林聂的建议只是向“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而毛泽东是去建立根据地,有不想再走的意思。可到了遵义一看,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拢来,根本不允许红军有立足的余地。因此,虽然遵义会议使毛泽东重新成为领导层的一员,但却否定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转移,在“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这个决定当时是由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提议的,其原因是他们对这一带很熟悉,又低估川军的装备和战斗力。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决定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成了军事行动决策人周恩来的“帮助者” 已很满意,并不想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再坚持己见。

然而,宜宾泸州间抵近川军的核心利益地区,国民党川军蜂拥而至。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人,一是怕红军来了赤化全川,更怕尾随红军追击的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四川,抢占他们的地盘,重演贵州军阀王家烈被架空解除兵权的惨剧,所以拼命也要把中央红军挡在四川境外。在林彪率红一军团北上赤水途中 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和干部团在土城伏击川军时打了败仗,据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利在《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第175页披露,这一仗红军的伤亡高达4000多人,最后是红一军团回头打退了川军才稳住了阵脚。在敌人越打越多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动脱离战斗的。于是,向西一渡赤水。红一军团为夺取赤水城以及后来回援土城,曾经在赤水河两岸往返四次以上。也就是说,主力红军一渡赤水还没开始,红一军团的部队就已经四渡赤水了,这其中还打了很多仗。开路先锋是很辛苦的差事,跑路、打仗都比别人多。

土城战役失败后,军委遂改为西渡赤水(一渡赤水),此时还没有放弃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本来是向经古蔺南部寻机从宜宾以上的金沙江抢渡。 这个战略应该是正确的,从上游走远离川军核心地域,川军就不会与红军死磕,后来的事实证明红9军团、中央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过金沙江都没有遇到很大麻烦。因此,“一渡赤水后就可以北上”并非没有道理,林彪当时执行这个战略比较积极,率一军团在前面开路,可后面的红军拖拖拉拉越走越慢,最后在扎西索性不走了,反而要林彪回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因此我一、三军团今6号前进地点应向扎西靠近。" 毛泽东此时突然放弃北上,把他以前被遵义会议否定的战略又拿了出来,提出“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一军团在前面白走了那么多路、白打了那么多仗,把林彪气的够呛。当林彪接到军委的命令要他返回扎西的时候,林彪的怨气爆发了:“自温水、猿猴出发以来,一军团为争取野战军渡长江、金沙江在战略上的先机利益,故采取迅速行动,选择捷径,有时不惜以一部部队采取若干危险行动,以图先敌争取野战军向目的前进。打开大道路,以保障野战军之翼侧并力求脱离侧后与尾追之敌。昨日军团主力到达建武,因为一再迟误时机,野战军主力落后太远,致使野战军在目前具体情况下,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一军团今日不得不撤回转进与主力靠拢。……部队有相当疲劳,此去扎西南走,尚须两日行程。” 此前,林彪就抱怨军委没有仔细看地图,没弄清部队的位置就乱下命令:“据来电可以看出军委尚未弄清大坝在何方向,盼军委将我们昨今两日电详细研究,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行动命令。”

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在一三军团的自动配合下打了遵义大捷(彭德怀语)。歼敌吴奇伟纵队93师大部和53师一部。毛泽东于是又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

既然是要“赤化贵州”, 就要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才能为在川黔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以往的经验表明,虽然围剿的敌人数量多,但只要把其中的强敌消灭掉或给予重创,就可以粉碎敌人围剿,就可以为红军创建根据地争取一段时间。遵义战役已经重创了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因此,毛泽东坚决主张把下一战的目标锁定为中央军另一个主力周浑元纵队,就是为了在黔建立根据地(这有当时的电报等文献为证),根本不是现在一些人说的打鲁班场只是为了调动敌人来个三渡赤水。毛泽东开始是想在运动中消灭周浑元纵队的,但几次诱敌不成。期间,毛泽东一会儿要打周浑元纵队,一会儿再要打吴奇伟纵队,红一军团跑了两个来回也没打上仗。周浑元居然在鲁班场构筑工事,不走了。正在无奈之际。林聂发来一封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打鼓新场附近只有黔军一个师,集中一、三军团去打,再打一个胜仗的把握很大。打打鼓新场还有更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红军西进从金沙江上游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因为当时敌人主力在红军的东面、东北面、南面。红军西进,敌人很难堵住红军。林彪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打完打鼓新场,敌人追过来,红军正好往西、往金沙江上游走,然后北渡金沙江。这个战役设想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当时反对的理由是那是块硬骨头,红军啃不动,还怕敌人来增援把红军沾住。但几天后打鲁班场,敌人中央军3个师,更强,而且各路敌人离红军更近了,敌人增援更快乐,更会被敌人粘住,为什么一定要打呢?因此,他这个理由难以自圆其说,根本说服不了大家。现在有人辩解说毛泽东打鲁班场主要是为了把敌人往西调动,以便三渡赤水。但是,从地理位置看,打鼓新场的位置在鲁班场更西的位置,进攻打鼓新场比鲁班场更有利于把敌人西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老毛要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打仗都不如林彪的建议高明。

其实,毛泽东当时拼命反对林彪的建议打打鼓新场,主要是不想北上与张国焘会合,但又不好明说。他当时主要还是想打个大胜仗,在当地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威信和领袖地位。所以他坚持打周浑元,即使打不动周浑元,红军离赤水河也比较近,三渡赤水后可以立即调头再四渡,还可以在当地继续周旋。如果打打鼓新场,远离赤水河,不管胜负如何,敌人来了,基本上只有向西走、过金沙江一条路。老毛为了阻止多数人赞成林彪的主张去打鼓新场,提出如果不同意他的主张,他就辞去前敌政委一职,想拿一把,不过众人不买账。毛见没人理会他的威胁,晚上又提着灯笼去找周恩来,周最后支持了毛泽东,据说是因为黔军、滇军往打鼓新场增援了,但黔军只来了一、二个旅,滇军更不积极,这些敌人来了也不如鲁班场的敌人强大,而且还都是在运动中来自不同方向,非常有利于红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因此,这个新情报虽然表明形势比当初林彪提建议时的形势有些恶化,但比起毛泽东几天后去打鲁班场的形势还是要好的多。,3天后红军去打鲁班场,不仅敌人更强(3个师),敌人工事更坚固,各路敌人的援军离红军也更近。但周恩来被毛泽东给吓唬住了,改变了作战计划。毛泽东认为打仗不能搞举手表决,于是提议恢复由"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的模式,但组成人员由“博、李、周”变成了"毛、周、王",作战不再民主表决了。

红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打鲁班场,红军付出了2000人伤亡,敌人只伤亡400人(也有说伤亡1000人)。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绝对是个败仗。如果仅仅是为了诱敌,这个代价就太大了。老蒋当时要周浑元死守不攻,把红军粘住等国军大部队的到来,毛泽东实际上正中老蒋下怀。这一仗打一晚就付出近2000人代价也没有攻克敌人的任何阵地,说明当时红军确实无能力攻破国民党中央军的堡垒,其实红军很多基层指挥员(主要是一军团)一开始就对这一仗没有信心,根本没有全力攻,否则伤亡还要大。好在老毛很快明白过来,放弃了进攻,于是红军不得不放弃战斗再回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三度赤水时,红军不再掩饰自己的行军,故意摆出北渡长江要进入四川的架势,当敌人各路部队都赶向四川时。红军于是再度调头,避实击虚,立即回头,四度赤水,向贵阳前进。

关键的改变是红军四渡赤水河后。“四渡赤水”后红军仍然没有摆脱危险,毛泽东仍然不知道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此时彭德怀建议向云南方向前进,甚至"入滇",杨尚回忆:“ 4月13日,我们致电朱总司令转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今富源)、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目前我军‘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我们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中革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刻在北盘江架设浮桥。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索性把它变成了一个战略行动,不提回“黔北,赤化贵州”了,直接到“云南东北地区,争取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

4月24日,红军分三路,一军团经曲靖,三军团经平彝,军委纵队经益肠营进入云南。4月25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与滇军“决战“的命令;“我们现在争取了有利地位,使我们现在争取了一个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转移。但严重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我一、三、五军团必须乘蒋军主力正朝云南东北而滇敌大部距我较远的眼前数日时机,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之先头部(其较强约4个团),以暂时顿挫滇敌的猛进,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域,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只有如此作战的胜利,才能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此时,毛泽东决战的主要目标是先打滇敌,然后是“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毛泽东认为“如此作战的胜利”,就可以“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显然,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是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是为了在此“开展新局面”,与彭杨“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中的‘新局面’是一个意思,实际就是想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此时根本没有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意图。 现在的党史和军史说毛泽东到云南是为了北上过金沙江前的虚晃一枪,是为了迷惑敌人的战术行为,完全是一种篡改历史的说法。

就在毛泽东企图决战的当日,林彪在4月25日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目前战略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诸敌已占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甚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因河流阻隔,我军回旋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打之战斗。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林的电报首先指出了云南东北部地区不是什么“有利地区”,并不利于消灭敌人,反而可能被敌人消灭。纠正了彭杨和军委以为“云南东北地区”是“有利地区”的错误判断和企图“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幻想,同时提出了“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这是这封电报的最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老毛在4月25日的电报命令中并一再强调“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相信你们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将发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为实现空前最紧张最重大的任务而努力发挥作战勇气,克服疲劳现象,纠正部队里的错误倾向,团结一致,向着战胜敌人的目标前进”。已经提到了“布而什维克的坚定性,纠正部队里的错误倾向,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样的高度。可是,林彪却冒着”错误倾向“的威胁,当天就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了否定意见,而且一句话三个“应该”。口气生硬。

4月26日彭德怀也在电报指出毛泽东的决战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因而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到东洪口,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 二个主力军团长都对毛泽东的计划持反对态度,彭的电报中“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暗含有指责新“三人团”的指挥失误的意味,而电报中的“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多少使人感觉有弹劾 “新三人团” 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味。因为“老三人团”就是在遵义“休息几天”,在“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提议下被剥夺了领导权。林彪在毛泽东困难时提出了一条正确的建议,帮助毛摆脱了困境。彭在毛困难时却想弹劾老毛,这可能是后来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放过林彪,揪住彭德怀不放的主要原因。

红军进入云南后,面对极为有利的北渡金沙江的机会,毛泽东仍然迟迟不愿意北上。最后,在林彪、彭德怀等人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大势所趋的情况下,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会,会议讨论后决定放弃“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发展新局面,然后向东及向南作战”的战略,接受了林彪的建议: “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北,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北渡金沙江的决策是中央集体“政治局”的决定,不是毛泽东起主导作用的新三人团的决定,这可能与毛泽东的消极态度有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议只提进入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不提与四方面军会合。这多少反映了毛泽东的心态:北渡金沙江也不一定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但是,由于耽误了时间,红军不得不多走了一些冤枉的弓背路。红军如果在24日进入云南后直接奔金沙江而去(走弓弦路),敌人根本无法阻止红军过江。当时,金沙江北无川军布防,南岸滇军空虚,中央军离的更远,是过江的最好时机。但由于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北渡金沙江的计划,还想着"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 犹豫了叁天,使红军不得不饶个大圈子,走了一大段弓背路。多走些路还不是最主要的,更要命的是给了敌人封锁金沙江的机会。如果蒋介石在毛泽东指挥红军往昆明“走弓背路”的时候,命国民党的部队"走弓弦路"直奔金沙江,红军就别想过金沙江了,这也是林彪抱怨毛泽东指挥部队走“攻背路”的原因:多走路不算,还露了破绽给敌人,实在太危险。并不是象现在那样御用文人所指责的那样,林彪不懂毛泽东运动战的“奥妙”,而是毛泽东的犹豫不仅让红军多走了冤枉路,还险些被敌人抄了后路。

四渡赤水期间由于部队一直处于大幅度机动状态,非常疲惫而且减员很大。沿途虽然扩了不少红,可逃亡掉队失散同样也很多,扩红基本白做了。跑路、疲劳、失望带来的减员往往远超过战斗减员。比如,红四方面军南下,百丈的大败仗只伤亡一万人左右,但部队却少了4万多人。刘邓到大别山基本避免打仗,但半年下来部队也减少了一半。四渡赤水期间,敌军关于俘获落伍掉队中央红军战士的报告增加了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被俘或投敌的中下级干部的“匪情”口供。 红军总政治部当时下达过一个“组织工作训令”,暂时撤销连队的“宣传队、列宁室干事会、墙报委员会、经济协助委员会”,强化“反逃跑十人团”的工作,要求“十人团每班必须有一人,……应特别积极帮助连指导员对个别政治落后分子和新战士进行政治解释教育,解答其疑难,解决其困难,使部队更加团结,巩固来消灭逃亡、掉队、落伍及个别投敌现象”。

减员多、跑路多很影响部队的情绪,“走到哪里才算个头”的疑问在许多红军指战员头脑中都存在着。入滇前后甚至连“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王稼祥都觉得问题很大,还跟张闻天唠叨过“这么着老打圈圈不打仗恐怕不是办法”,张闻天随红三军团行动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他反映过部队中有“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的情绪,张闻天则让他有意见待再开会时拿到会上去讲。这在老毛看来,大概也算老张鼓动老彭反毛。

林彪对因疲劳减员的意见肯定也很大,这从他当时的电报中大多可看出他的情绪。为减少疲劳,林彪特别打电报给军委提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 陈士榘也因为他的教导营减员,被林彪罚去坐“禁闭”。

“四渡赤水”不是为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和的战略战术需要。红二方面军北上走的道路与红一方面军相似,但却没有“四渡赤水”从上游过了金沙江,红9军团远离中央红军主力,另走一路从下游北渡金沙江也很顺利,川军、滇军没有强力阻拦。事实说明,只要远离川军核心区域,北渡金沙江并不难,并不需要“四渡赤水”把敌人转混了才能北上。从军事角度,中央红军主力也有多次机会西去、从金沙江上游北渡江金沙江。毛泽东对北上的消极态度从单纯的军事的角度很难解释。 “四渡赤水”实质是毛泽东不愿意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心想在川滇黔建立新根据地的一种尝试。“四渡赤水”不是为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是为了不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地位不稳,还远不是领袖,在彭德怀、林彪这些下级面前也没有多大威信。毛泽东当时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要做“大英雄”的人。张闻天、周恩来才能有限,大敌当前往往不知所措,集体讨论无人决断,最后几乎都是投票决定。毛泽东觉得张闻天,周恩来这些人迟早会被他搞定。但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很难与老资格的实力派张国焘很抗衡,因此毛尽量不去与张国焘汇合。毛泽东的策略是先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树立威信,扩大红军,增强实力,先搞定中央然后再与张国焘竞争。 天不随人愿,在江南无法立脚。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部署红三军团攻打会理,打了一天,彭德怀等人即认为攻打会理徒增伤亡、毫无必要,建议停止攻城,但毛泽东硬要打。林彪再也无法容忍,觉得毛泽东真是不可理喻,他是不是还想再来个“四渡金沙江”啊?立即写信要求改换 “前敌指挥”。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怒。如果打下会理毛泽东大概还想在川西停留下来建立根据地。会理打不下来,红军只能离开川西去与张国焘会合了。果然,会理打了7天不克,中央在会理开会讨论前进方向,会议作出了“立即北进, 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 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决策”。建立根据地的地方由川西北变成了川陕甘,并正式做出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决定。可见,即使在进入云南后,毛泽东也是一步三回头、很不情愿去见张国焘。 这种极不情愿的情绪可能也是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发飙的原因。 北上与张国焘会合后的事实应验了毛泽东当初的感觉。张国焘的强势果然胜过毛泽东,在组织路线的斗争中占尽上风,捞到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获得了红军的指挥权,还安排了一批红四将领进入中央领导层。但张在政治路线的斗争中犯了大错,他坚持南下。毛携中央再次与张国焘分离。如果张国焘不南下,始终与中央在一起,中共的领袖很可能就不姓毛了。老毛如果早知道与张国焘汇合后还能再分开,也许就不会“四渡赤水”了。在赤水河绕来绕去就是不想走,原来是虚惊一场。

张闻天,周恩来这些人本来只是想利用老毛的才华,并不想让他当领袖。但毛泽东却不傻。很讲究策略,注重抓实权(前敌政委),不要虚权(总书记)。有了实权才能指挥红军,建立根据地,打胜仗树立威信。会理会议前(5月10日),林彪写信要求改换 “前敌指挥”,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怒。但毛泽东没有把怒火发向林彪,却把怒气明着发向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对林彪只是嗔怪的说了句:“你一个娃娃,懂得什么?”这句话只是批评林彪政治上有些“幼稚”,肯定不是批评林彪不懂“运动战”。事实上,林彪在四渡赤水期间多次提出了正确的建议,期间为数不多的几次胜仗林彪的指挥也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军事上令毛泽东刮目相看。毛泽东用人极为实用主义。对其有用之人会好话说尽,竭力拉拢。一旦用不着了就会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毛泽东此时对林的明批实保,实际就是在拉拢林彪。毛泽东把怒火发向彭德怀、张闻天有二个原因:一是苟坝会议第一天会上,在毛主席威胁辞去前敌政委后,张闻天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居然很快决定由彭总取代毛主席任前敌负责人,彭德怀也不推辞。二是4月26日彭德怀在电报中指责新三人团“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并公然提出“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 这明显是要弹劾毛泽东。有这二条,即使林彪写信前给彭德怀打电话时彭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但总是彭德怀的弹劾电报在前,林彪呼应在后,很难说林彪的信不是受彭德怀电报的影响,由彭德怀取代毛泽东出任前敌指挥,前有张闻天任命、后有林彪呼应,中间有你彭德怀自己4月26日的弹劾电报和三军团电报(署名为刘少奇、杨尚昆)的抱怨,你老彭事后说自己不想取代毛,在毛泽东看来也不过是忸怩作态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冤枉彭德怀,彭德怀也不是为林彪被黑锅。毛泽东很善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具有惊人的洞察力。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文艺作品在塑造毛泽东的神圣形象时的虚构,事实应该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灵活”。 毛泽东的英明主要表现在能根据敌情变化,或主动或被动的不断纠正事先的计划和战略,这其中可能还要考虑政治斗争。在此过程中,不可否认有些“弓背路”是由于毛泽东的某种失误或非军事因素的影响而多走的冤枉路,林彪从军事的角度很难理解,觉得一些冤枉路本可以避免。其实在军事斗争中夹杂政治斗争也是常见现象,特别是在领导核心没有确立前更不奇怪。林彪单纯的从军事角度批评毛泽东,可能正是他当时比较幼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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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不错,但通篇扯淡,观点站不住脚。贴主是不是自认为在军事上比毛老人家还高明?试想老毛不出山,中央红军的长征能不能“胜利”?按李、博、周的那个打法,早就把血本拼光了。老毛真的如贴主所说的那么草包,还不如手下的一员战将,哪里还有出山的机会。

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仅剩下一两万人了。如此薄弱的实力,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岂不是死路一条?

都是马后炮 解放台湾和攻打钓鱼岛由你指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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