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流波《历史的辩证的研究红西路军问题》首发

于此附转流波给郭建波同志“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按为下文读引:

流波按: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

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1、“西路军”是个计划外的早产儿

可以这么说,随着四方面军若干的西渡,宁夏战役的流产,“西路军”就实质的形成了。问题是这个“西路军”从过河的开始,徐、陈这些指战员可能沉浸于一种新的格局、新的战斗状态之中,对将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因听取指挥权——是继续听张国焘操纵或沿袭张的西退计划还是真正服从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他们的命运也许还没来得及深思。

说“西路军”是“计划外”的,是因为截止到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及方面军总部的渡河,虽然中央知晓,但却是有悖中革军委军事意图、是与毛泽东必须坚定地击退南敌再攻宁夏相违背的,并且就是守渡口和须西渡袭取定远营的部队在南面紧张时也必须先加入南面战斗,所以如今河西的这支部队是实质违背中央部署外“节外生枝”的结果,但的确是张国焘所希望并努力的结果——但还不完满——毕竟还有两个军没过河。

说这支部队是个“早产儿”是因为,虽然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有过要向新疆派遣远征军获取苏联帮助的设想,但介于苏联已经明确希望从宁夏、内蒙方向支持,所以实施宁夏战役和攻取定远营是当时要务,况且共产国际表明了红军不得进新疆的态度(当然,共产国际的可以不听),当时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完全没有必须建立向西的远征军计划,所以过河的红军成为“西路军”就是个不合时宜的“早产儿”。且如果渡河的部队执意西去,又和前面一样——南下教训不成意识继续执迷不悟听从于张国寿指令却不真正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则这个不合时宜的早产儿——“西路军”悲惨的命运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明知在张主导下的四方面军不会执行中央南线阻击打歼灭战或就是执行也不会坚决的情况下,四方面军多少渡过河去是迟早的事,条件允许会全部过河的,所以毛泽东才把渡河攻取定远营拉入宁夏战役计划,可谓用心良苦。现在,渡河红军如果按毛泽东设计的良好愿望行事,并由此开始严格积极听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也许在河西会真的打开新的局面。但后来的事实却正好相反,根本原因还是张国焘影响,加上四方面军相关领导没有大局关,本位主义严重,等。说西进也好或“西退路线”或“西退方针”,这在红四方面军相关领导人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如西路军领导人到了1936年12月6日在致中央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还在提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40页)。同时宗派、本位思维严重,由于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没有西渡黄河,陈昌浩还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239页)。其实,假设全部西渡真对,陈昌浩指责也没道理,因为是当时战况不允许这两个军西渡,如果条件许可,张国焘必定要他们西渡,当时张国焘表面答应战略部署,而在执行中命令这两个军撤离,目的就是寻机西渡,只是未成。要这么说,那红五军呢?是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改称红军第五军于1936年8月编入左路军南下的呢,能这样分清楚吗?宗派主义也是要害死人的。

再看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回到延安后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挥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四军、三十一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炳文)部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以总部同时来电,又说四军、三十一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城时,还本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四军、三十一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五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说:‘该两军不渡河’的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三十军先头部队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九军与指挥部尾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五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带扼守休息。此地明显看到:

1、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是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

2、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作为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因为宁夏战役计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诸如会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

3、过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对的:(1)暴露宁夏战役的意图,使敌人主力敢于长驱直入向苏区进攻,使河西次要敌人很快集兵防御。(2)分散主力,实际上破坏了会合,消弱了打击当时主要敌人(胡宗南……)的力量。(3)消弱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影响到友军的愿望与对红军的团结,影响到整个统一路线。(4)当时主要敌人是蒋介石部队,而我们策略尚且是“施行不得已之自卫战”,而过河之后,我们是主动向人家进攻,而被进攻者又是少数民族之回军,这很严重的防碍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之施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171页至173页)二万多红军将士的生命悲壮终于唤醒了陈昌浩这位前敌总政委的冷酷,这些总结非常到位,但都是马后炮,但做为历史的教训,不失价值。

2、过河红军前景分析

过河红军向西北进击,马家军一触即溃,景泰一条山地区作战进展顺利,胜利产生轻敌倾向,喜悦之中掩盖着巨大的危险因素。

⑴、发展方向在哪里?是去打通远方吗?什么时候中央、中革军委研究要组成远征军了?组成后方向去哪里?没有。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答复: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个指示还是有道理的。由于又明确了从宁夏、内蒙方向支持,所以毛泽东、中央精心安排,把袭取定远营拉入宁夏战役的范围。可惜战役没实施,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西退却成了现实。现在如果不包括新疆范围,则河西红军发展范围主要是甘西、青海,这倒是张国焘漳县就要走的路。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就提出红军主力向西退却;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主张西出阿坝,占领青海和甘肃等边远地区;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召开的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张国焘强行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要西渡黄河,向青海和甘肃退却。当然,河西形势不好,还是有机会回河东。

⑵、假设出远方。假设过河部队目标明确,就是一溜烟似的出新疆,可能吗?那时气候进入冬季,能在甘西补充充足的粮草、衣物么?如果这些可以克服,是去新疆接受苏联物资么?虽然当时共产国际正在考虑从新疆给予援助,但那也还是个未知数。同时,新疆的盛世才会欢迎红军去吗?强行进去后,又会是什么结局?总之,远离河东,深入荒漠、西域、粮草、冬季、阻敌、追兵……不定因素太多。

⑶、军事战略问题。前面说,景泰一条山地区作战进展顺利,好生轻视二马,认为不是红军的对手。但正如当时要开展宁夏战役一样,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你没消灭河西敌人有生力量,近二万多人分散开来,与马家军、其它敌军逐步消耗,就是红军不怕死,作战英勇,但消耗战、阵地战打下来,也将逐步耗尽,非常危险。西路军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马家军的部队分为正规部队和民团,正规军又分为步兵和骑兵,约三万一千七百余人,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这种形势如果不进行歼灭战保存自己最有力消灭敌人和有效进行地方赤化,又不坚定东归,则红军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你叫洞察局势、深谙军理的毛泽东如何不深深焦虑,而偏偏他的操心、指令,在这里多半只是做为一种文字电报形式在辗转。

⑷、地理、人文的局限。不能去远方又不想回河东,则必须扎根,则除了粮食、兵源将成问题外,面临新的课题。甘西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民族杂居,如何在这样的民族地方开展根据地建设,这恐怕只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才能相机做出正确的答案。“……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困绕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贫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没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烽火年代》,程世才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124],第56页至57页)现实的残酷加方向的错乱,红军将士面临迷途。

⑸、听取指挥权问题。对过河后的红四方面军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更加致命,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巨大,中央一直又没对张国焘右倾退却方针、军阀作风开展有效斗争,及时撤销其相应职务、通报全党和全军,所以张还将以红军总政委来操纵过河红军,并且还又是如前一样通报中央和毛泽东。由此,毛泽东、中革军委正确的指令尤其是军事指导,如果继续如前只当耳边风,红军的悲惨结局不可避免。

3、“西路军”正式形成

前面说了,过河红军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名号的,是由红四方面军由于退却被黄河分割的大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张国焘借助宁夏战役进行时破坏军事部署单独命令四方面军撤离陷海打战役流产却促成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的结果。1936年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88页)3日22时,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行动。”(《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89页)从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永登、古浪进军,但是明令在一条山、五佛寺派兵驻守,扼守渡口,保持与河东的联系。4日,徐、陈致电红军总部,汇报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状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提出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的意见。(同上)这当然与张的思路一拍即合,5日14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复电,同意徐、陈放弃一条山建议,要求他们迅速占领凉州,独立开展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这样一来,红军总部命令几乎否定了3号中革军委的旨意:同意向永登、古浪进军,但不能向西深入太远,但这里是“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也就是向甘西深入,并且是“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仅一条山可以放弃,必要时连渡口也可以不要了,“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这是一种完全放弃东面孤注一掷的行动,危险得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张国焘电报精神火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接着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6日即予批准,并希望他们马上施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持审慎态度,没有立即批准。但这不影响四方面军总部的执行,6日17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 8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在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中也只好建议:“徐、陈之三个军就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区,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同日,中革军委也就表示同意“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92页)这其实都只是用电文表达“权威”的形式,四方面军执行的还是张的旨意。但有时形式也是重要的必须的,如何在形式上统一红军,还是当时毛泽东、中央必须考虑的,因为从红军数量对比,四方面军占了半数还多。

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

(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昌浩附呈:我力难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择一人代理。(《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99页)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顺势而为,在次日立即指示: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99页)之所以把河西四方面军命名为“西路军”又正好委以“打通远方”任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1月3日,共产国际来电:“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89页)因为这个意思会加速渡河红军西去意向,也会改变红军着重东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大局,毛泽东、中央必须认真思考方能做出决定,所以也一直对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没有批复。现在,河西红军西向意向明确、实施速度很快,就是中央不同意就如以前一样也会实施,而共产国际援助方向的改变,正好促成“西路军”形成。

11月8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迅速拟定了《作战新计划》,对宁夏战役流产后的红军进行整合。在这个新计划中,中央计划整个红军兵分三路: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河东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战略方向及目标:北路军和南路军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适时再南渡黄河进入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而后转回陕西,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以一至两年来完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以一年完成。由此,11日,中央及军委正式批准组成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电文说: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99页))西路军正式形成。

2013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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