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巅峰!宋朝十大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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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两宋三百年,造就的文学明星如天上繁星,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宋朝文学繁荣似锦,历经千年,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文化血脉的传承。

十:姜夔

姜夔(jiāng kuí 1154—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南宋词人。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等。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

姜夔词在文学史上有杰出的地位。有些评论家,特别是浙西派词人把他奉为宋词中的第一作家,比为词中老杜。姜夔词具有“骚雅”的特色,因此,后人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些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

他们更注重人工思力的安排,和周邦彦较为相近。但他们在风格上有更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更注重发挥传统的“雅”与“骚”的传统。所谓“雅”是指他们都受时代濡染,以雅相标榜,以雅为美学理想。所谓“骚”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侧重继承以《离骚》为开创和代表的,以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主观性描写为主要目的的抒情传统。注重抒写心境是这派词人的重要特征,也是这派词人对词的发展和贡献。

姜夔对于音乐史的主要贡献就是留给后人一部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包括他自己的自度曲、古曲及词乐曲调。其代表曲有《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等,成为南宋唯一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

《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墨池记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八: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汉族,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而且,他跟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为其中一宗)之称。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词作方面,虽曾与秦观并称“秦黄”,但黄氏的词作成就却远逊于秦氏。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

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这件书迹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摇桨用力的样子。不论收笔、转笔,都是楷书的笔法,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意韵十足。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九。

七:柳永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著有《乐章集》。

漫长的道路,漫长的希望与寂寞中,柳永写下了大量的羁旅行役之词。这类作品向来是受历代学者称赞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载:晁无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八声甘州》就是一首羁旅行役之词。清人陈廷焯《词坛丛话》也曾说:“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柳永的羁旅行词约为60首,占全词的近四分之一。

然细细品读柳永的羁旅词,却会发现这类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夹着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调,一方面剪不断与歌妓的相思和缠绵的回忆。试看《雪梅香》一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词一开篇就写萧瑟的秋景引发了自己的悲秋情绪,而这种情绪,和当时的宋玉应是相同的。以开创悲秋情结的鼻祖宋玉来写这种悲,更体现出满腔才华的人走向衰老时对年华已逝无可挽回而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完成时的那种悲凉和悲痛。柳永科举屡次失败,到头来虽做得一个小官,并没有开拓出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加上改官曲折,升迁无望,柳永内心充满了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叹。“危楼”、“孤烟”、“残叶”、“楚天”和“斜阳”等景物更深刻展现出当时景色的萧索。而这景色却是和作者内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出身儒宦家庭,却拥有着一身与之不兼容的浪漫气息和音乐才华的柳永,一生就在这二者之间奔波忙碌。他迷恋情场,却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乐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间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与儿女柔情的结合。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无暇去关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忧患,而是侧重于对自我命运、生存苦闷的深思、体验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执着于对功名利禄、官能享受的渴望与追求,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艰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着拖着一条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柳永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柳词的开创意义:

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六: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号易安居士,汉族,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她不追求砌丽的藻饰,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成为婉约派代表人物之一。

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运用叠词,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的重要词论,也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漱玉词》,李清照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屹然为一大宗,人称“婉约词宗”。

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历史的角度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实的角度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五: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

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慎谓其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陆游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陆游像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

情。《关山月》、《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书愤》、《示儿》、《游山西村》、《临安春雨初霁》、《冬夜读书示子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有清新之作。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但有些诗词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钗头凤》等,都很真挚动人。还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诉衷情》等。他的代表作有《诉衷情》、《夜游宫》、《鹧鸪天》以及咏梅的《卜算子》、悼亡的《钗头凤》等。

陆游诗词创作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又富有浪漫色彩。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变化无穷。中年入蜀之后,形成豪情奔放的风格,晚年诗风趋于恬淡,有时幽愤。总体看来,艺术特点是宏伟豪放,热情洋溢。

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

四: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军事将领。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作品集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现存词600余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词人、军事家和政治家。 在文学上,他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代表作品有《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清平乐·村居》等。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他将豪放词推帜至一个顶峰。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

如《鹧鸪天》的下阕: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三: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别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喜欢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主要著作,有周必大等编定的《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约百万言。另外,史学著作有奉诏与宋祁等合作编著的《新唐书》,并有他自己独家编纂的《新五代史》74卷。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菱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 、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

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二: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

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 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

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一: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 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 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 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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