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挨骂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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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浪读书)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73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


(新浪读书)委曲求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挨骂冤不冤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73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另外的谈判对手?为什么李鸿章必须到马关?狙击手是谁?他为何要行刺李鸿章?凶手是否为日本政要所指使?除了这起轰动一时的行刺案,当年在马关还发生了什么?马关议和给李鸿章、日本人乃至晚清政局和社会又带来了什么?……

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非清王朝中重量级人物,也许日本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实际上已经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也许他该感叹一句:日本啊日本……

李鸿章与日本

晚清的人们震惊于欧风美雨,日本之崛起实未进入国人视线,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不能等闲视之。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时年50岁,已经接替曾国藩,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地方官员之首的李鸿章,为中日订立商约,和日本人刚刚打过交道,即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因上一年朝鲜内乱,与朝鲜关系特殊的中日两国在天津商讨解决办法,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此款无异于承认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本次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通报谈判情况时说:“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伊欲鄙人奉特派赴日,便可相让,法事未了,碍难分身。伊藤治国才猷精敏,如银行铁路章程,望时与探讨,详示为盼!”同时又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李鸿章认为这就是日本海军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们呢?则正以全国之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当然不敢发牢骚,不但不敢,在挪用海军军费以娱太后的问题上,他还表现得很会来事儿,颇受后人斥责。然而不这样,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鸿章不惜乌纱,换一个北洋大臣,还能扛下去吗?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甲午一败,李鸿章该不该负责,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围绕这一问题,历来史家众说纷纭。笔者的粗浅看法是,对此不能混一而谈,首先应该分清哪些问题“李鸿章无法负责”,哪些问题又是“李鸿章理应负责”的。

有些东西,李鸿章的确没法负责。他和伊藤博文一样,人称“相国”,但伊藤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相国”,事事按章法施行则可,而他却连海军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后人不知历史,常常夸大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能量,实则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鸿章,也受到多重牵制,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参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对部下感叹:“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记记载,李鸿章进京公干,凡来拜会的京官,不论大小,均有今日之“红包”相送。以李之声势,为什么对品阶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为了消除对他任何不利的隐患。当然,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个时代,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稀薄,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不少人竟视其为日本和李鸿章之私事!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当时的众人之毁,李鸿章自己肯定是不服气的。当打了败仗的坏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原来一心想借战争立威的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和到天津,质询李鸿章。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二人的见面描写得甚为生动:

“同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和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李鸿章在败仗之后还如此气势逼人,或许夸张了点,但多少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战后他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谈甲午战争,“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自认为不该对甲午之战负责,这只是其私言。究其实,他也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又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部分。

先说战略失误。缺乏战争意志。在和日本决裂前,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其他强国的调停和干涉,所以当俄国人对他表示不会坐视日本的行动时,他竟信以为真。光绪、翁同和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作支撑,就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反观日本则大不然,他们早就有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和决心,并对清王朝对外惯用的虚张声势知之甚悉。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参加了1894年的甲午之战,此人于1879年到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归国后撰写了《征讨清国策案》上奏天皇,其中写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策,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至于战术层面的失误,李鸿章犯的就更多了:用人不当。淮军是李鸿章起家的嫡系,本不习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技术精英则多为留洋归来的福建人,李鸿章必须起用这些技术骨干任指挥官,但在其上又由淮军将领丁汝昌统领,乃酿就了将帅不和的苦果。这种用人不当反映了李鸿章的私心,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政治病”,政治如果正常,一个为国家做事的人并不需要培育自己的私人势力;战前的1890年,因北洋水师内部的一次“升旗之争”,李鸿章没给海军聘请的英国顾问琅威理面子,使其负气辞职,琅威理一走,海军纪律大不如前,并影响到中英两国海军之合作。北洋水师无法向当时世界第一的英国海军求助,转聘德国人为顾问,而众所周知,德国以陆军为擅长。果然,德国顾问在甲午海战中的调度实在欠佳;甲午年的四月,李鸿章曾经校阅海军,当时各舰缺少炮弹,定远及镇远六十寸口炮仅存巨弹三枚,小弹亦缺。而李鸿章失察,未查询存弹数量。六月中日海战爆发,想添置却已不及。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这是黄海大败之一重要原因;……

在李鸿章究竟该为甲午之战负多少责任的问题上,不论李鸿章自己和旁观者意见如何天差别,现实是还得由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只是谁都没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年仅21岁的刺客小山六之助。

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间的情绪

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日本经由民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日本正是这样。中国是其“文化母国”,面积、人口、综合国力均在其之上,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超过日本。对这样一个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刺激,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 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对外宾行凶,这并非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自以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

行刺俄太子和李鸿章的两个凶手,后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当年俄太子被刺后,关注亚洲局势变化的李鸿章还专门谈到了此事,他在给一位总督的信中说:“倭人狙击之祸,闻即因奉之太过,靡费之太多,激而生变。彼君臣方倾身结纳,反以此致意外之虞,两国交际不能不少有芥蒂。……倭乱党极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既得仍可不死,难乎其为上矣!”

李鸿章慨叹日本“乱党极众”,同时对这些暴徒行刺“远客”后“仍可不死”表示不满,当时的他哪会想到,自己也会去日本做一回不被欢迎的“远客”,成为狙击的对象呢?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塌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陆奥宗光后来坦承:“如李鸿章托其负伤使事半途归国,大事责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再次要求其居间调停,则不难获得至少欧洲二三国之同情。而若招欧洲强国一次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或将不得不大为让步。”

但日本人对李鸿章先倨后恭,表现得过火,连他们的外务大臣也看不下去了,陆奥宗光回忆录中说,日本人“急于徒饰表面,其言行或不无虚伪失中庸者。事实上清日开战以后,我国各报,人人集于公私会夸张大言骂詈诽谤清国官民之缺点,甚而对李鸿章个人作不堪听闻之人身攻击者,今日忽然对李之遇难痛惜,往往出于谀辞之溢美言语,甚而列举李已往之功业,谓东方将来之安危系于李之生死。与其谓全国处处叹惜李之遭难,毋宁谓畏惧因此生外来之非难。”

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怎样才能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待呢?

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已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这一年,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

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辞锐气竭的窘境

小山六之助射出的子弹入骨两寸有余,所幸非要害部位,无性命之忧。日本医生均认为,要免除后患,最好将子弹取出,但须患者静养多日。李鸿章以谈判刻不容缓,拒绝了这一治疗方案。至三月十六日(公元4月10日),仅调养了半个月的李鸿章基本痊愈,再度走上谈判桌。与伊藤博文展开了第四次、第五次会谈。

会谈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三月廿三日(公元4月17日),马关条约画押。条约要旨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自鸭绿江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以南)及台湾澎湖;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于三年内分八次交清;另订商约,依中国与欧美各国现在约章为本,并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口岸,日船得航行长江、运河、吴淞江,日人得在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进口只纳进口税,日人制造货物豁免内地税、钞课、杂派;日军暂占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商约批准互换,方行撤回(中国每年付占领军费五十万两)。

这一条约对中国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日本则借此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就合3亿日元,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巨额资金,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进一步加速。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与伊藤相比,来签城下之盟的李鸿章就尴尬多了。后世所加的“汉奸”、“卖国贼”之名自不必说,即在当日,国内一批士大夫就开始痛骂他了。

战争还没结束时,一个叫安维峻的御史因大胆抨击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这三个最显赫的人物,一时成为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他说太后“遇事牵制”,李莲英“干预政事”,而李鸿章则简直该死,因为他“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而其之所以不愿与日本作战的原因,是由于担心自己“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驻日公使任上,曾纳日女田中桂子为妾,这位安御史在奏疏中乃径书一笔,“李经方乃倭贼之婿”!最后他献上了破日的秘计:如果宣布李鸿章之罪,明正典刑,布告天下,“倭贼有不破灭”,皇上您直接砍我的头就是!

以市井传闻,强加于正负责对外军事的大臣之身,如此不经之谈,居然成为知识分子传诵的雄文,士林浮嚣之习可见一斑。

李鸿章议和谈判中的重要事项,均曾请旨。朝中大老们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毫无办法,却把气撒在正和人艰难谈判的李鸿章身上。光绪帝师傅、人称“状元宰相”的翁同和在日记中曾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能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约谈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贴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并提出忠告:“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后来就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不免辞锐而气竭。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顺便说一句,日本在捞取巨大利益后,同意签订和约,而没有像当初叫嚣的那样“打下北京,活捉清帝”,并非出于善心,实由于列强环伺,而且力有未逮。参加了甲午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于战后撰文,就曾这样“忠告”国民,“若是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时者,恐怕忘了清国之庞大。此外,以为彼将因不堪我之蹂躏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国之人。今试观清国全图,将实际可蹂躏之部分涂以墨汁,然后挂于墙上,离开一点仔细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之能力?”

三月二十六日(公元4月20日),李鸿章离日抵天津,奏报和约已成,哀述“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船到大沽,他派随员前往北京,将约本送达总理衙门,本人则称病留津。他知道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马关归来后的李鸿章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愤慨。朝中拒绝批准和约、抨击李鸿章的奏疏如雪花般飞至最高统治者案头。平心而论,这些奏疏虽然文采斐然,辞气慷慨,但多为空言。梁启超一句话问得甚好:把这些高谈阔论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结局又将如何?”民间知识分子也俨然以骂李鸿章为时髦,“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脱口秀”一时传诵。

朝廷的态度呢?

七月九日(公元8月28日),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指责他赔款太多,割让台湾则大失民心。皇帝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68名官员更联名呈奏,强烈反对交卸了议和差使的李鸿章回到他原来直隶总督这个“疆臣之首”的位置上去。皇帝下令,李鸿章“入阁办事”,即到中央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名,但只有对口负责一个部,才有实权,否则就是一荣誉衔。军机大臣李鸿章不管部务,实等于赋闲状态。这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事。

光绪二十二年,朝廷要派人到德法英美各国访问,方记起了这个外交老手。74岁的李鸿章请求精通外文的儿子李经方随侍,言官们想起李经方所纳外妇系“倭主睦仁之甥女”的传闻,坚决反对,说李鸿章之有李经方,相当于明朝的大奸相严嵩之有严世蕃!李鸿章好歹带上儿子到海外周游了一圈,行装甫卸,又惹上了一个麻烦:因为擅入圆明园游览,被罚俸一年。

海外学者吴相湘《晚清宫廷与人物》中说:“鸿章擅入圆明园,盖为便道往游,以为凭吊废园遗址,当无关重要。殊不知当时太后正积极主持第二次重修圆明园工作,每隔数日辄往亲临督视,光绪帝亦然。故此时已成禁地而非废园了。鸿章远道归来,未暇详询,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吏议革职,谕旨改为罚俸一年,主旨即在于此。”其实这里未尝没有羞辱的意味。不久, 慈禧太后寿辰,特赐王公大臣58人听戏。按翁同和日记中的位次,汉大臣第一人为翁同和,李鸿章排在李鸿藻、钱应溥之后,这位昔日的勋臣,圣眷已衰是铁定的事实。

马关条约于李鸿章个人的意义不值得多费笔墨。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走向。羊毛出在羊身上,巨额赔款让中国百姓的苦难更加深重;因反对马关条约,痛心国耻,知识分子议政热情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走上政治前台,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日本的强横逼使清廷在外交上与俄国接近,俄国巧妙设套,步步深入,又埋下了此后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威海刘公岛上的甲午海战纪念馆,在介绍李鸿章于春帆楼和日人的谈判时,文字说明中用了一个词“据理力争”。我特意问了当地的朋友,据称是刚刚改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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