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袁崇焕之“旷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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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袁崇焕之“旷古奇冤”

袁崇焕纪念园内的浮雕完整地记录了袁崇焕的戎马一生,堪称是其悲壮人生的形象写照

□张衍荣

崇祯三年(1630年),大明“防长”袁崇焕戴着“四顶帽子”(即四大罪名,见《话说中国》之《集权与裂变》)被杀,后世无不为之鸣冤叫屈,认为那是“旷古奇冤”。也是,如果仅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两顶帽子论,还真是大冤——

天启二年(1622年),辽西战事失利,驻广宁的明军溃退山海关,辽地落入后金之手。随后,初出茅庐的袁崇焕却在收复失地的征战中捷报频传,屡建奇功:宁远大捷,锦州大捷……崇祯二年(1629年),就在皇太极偷偷绕道突入京城脚下、京师乱成一团时,又是袁崇焕率部大老远从宁远火速施援,给后金军以沉重打击,使国都转危为安;天启朝,进士出身的袁崇焕遭阉党排斥,被迫辞职;崇祯朝,他却被登基伊始的皇帝重新起用,并赐以尚方宝剑。

试问,如此一个对大明形同再造的兵部尚书,对新皇帝又怀有知遇之恩的知识分子将领,他会在对敌斗争节节胜利之时“通虏谋叛”,会在手握虎狼之师、长驱直入的势头下“擅主和议”?借用如今一个时髦的词说,他袁崇焕“脑残”呐?不要说有悖情理,就是逻辑上也说不通。二十岁的崇祯不是毛孩子,智商不会低于常人,从其与魏忠贤斗心眼、剪除阉党集团的心智看,他决不会随便轻信的,即使心腹太监又如何?毕竟江山是他们老朱家的,而不是太监们的。过于戏剧化的“史籍”,常常出于某种需要使真相扑朔迷离,当小说读尚可,当史信那可就“糊弄”人了。

因此,这两个罪名显然荒唐至极,纯属无稽之谈,典型的不实之词。所以,如果仅以这样两个罪名杀人,不要说袁崇焕不服,天下喊冤,就是崇祯本人也无法“自圆其说”。然而,恸哭六军俱缟素,袁崇焕终究还是被杀了。那么,杀袁到底有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呢?当然有。请看第三、第四顶帽子——“专戮大帅”和“失误封疆”。

“专戮大帅”指的是杀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以兵部尚书身份总督蓟辽。五月,他设计擅自诛杀了驻守东江(皮岛)的毛文龙。崇祯闻讯震惊万分!

毛文龙何许人也?毛文龙乃万历、天启两朝的大功臣,因抗倭援朝留在了辽东。天启初年,他袭击后金驻守的镇江(今丹东东北九莲城),活捉守城将领,一举收复镇江,以军功晋升为总兵官,后驻守东江。毛文龙以皮岛为大本营,不断袭击后金,搅得敌人不得安宁,令皇太极如芒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为此,朝廷对毛文龙屡次褒奖,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并赐以尚方宝剑。这样的“大帅”,其进退生死唯皇帝本人才有权定夺,岂是你袁崇焕能够随便说了算的?别说是杀,甚至连管一管都是僭越!可袁崇焕倒好,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擅自把毛文龙给杀了!这怎不令崇祯气恼和愤怒:你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不错,你是有尚方剑,可尚方剑是用来干什么的,难不成是让你来砍朕的左膀右臂?再说了,你今日敢用朕的尚方剑诛杀封疆大吏,明日看朕不顺眼了,你就敢用朕的人头来祭刀了!

毛文龙是有问题,虚报兵额,索要军饷,行贿走私……可与他对国家的贡献比起来,与他所发挥的作用比起来,与他在朝廷的分量比起来,与江山大局的利害比起来,那能算问题吗?毛文龙罪再大,恶再多,可有他在那里,后金就有所顾虑,就不敢对大明轻举妄动。可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皇帝还有安稳觉可睡?毛文龙骄恣妄为,横行不法,你敢说不是皇帝的默许,甚至纵容吗?

用不着多说了,袁崇焕“专戮大帅”,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其要害是“专”,是藐视皇帝,是挑战皇权。谁都清楚,在专制独裁者眼里,这是最不可容忍的。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当时不是关外事务正要依仗袁崇焕,可以说,单凭这一宗,袁崇焕立马就可被处死!

袁崇焕在处理毛文龙问题上书生气十足,不讲政治,不讲大局,不讲“臣道”,令崇祯皇帝惊讶至极,尴尬至极,愤怒至极。他以为奏章上煞有介事地写上“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橐待罪”就可以万事大吉,别看皇帝表面没有追究,甚至还表扬、安抚了几句,可明眼人都知道,那是皇帝在忍,账已经记下了,只待机会到来。

再看“失误封疆”,那也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皇太极带着兵马绕过蓟辽,借道科尔沁草原,从北面直扑京师,你袁崇焕居然没有察觉!你呆在那里,不日夜监视、掌握敌人动向,不随时紧盯那数十万人马的一举一动,你是干什么吃的?让人家越过长城,一路势如破竹,连克四州,直逼京畿,你这叫布的什么防,用的什么兵?这么大的疏忽,如此严重的失误,朕的人头差一点就要落地了!说到这里,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袁崇焕已戴罪在身,何冤之有?

不难想见,当崇祯猛然听到太监杨春密报的那一刻,血气方刚的皇帝该是何等地震怒!既然早就心怀杀念,那就只待机会了,他还用得着去甄别太监的密报是真是假吗?更何况,朝中还有毛文龙同党温体仁等一帮死对头一浪高过一浪的请杀呼声,各地勤王兵马也都已陆续赶来,崇祯还犹豫什么呢?

也许没人注意,人们在放大袁崇焕的个人作用及功劳的同时,却无意中“缩小”了崇祯,以为他别无依傍且弱不禁风。这是一种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心理矢量,它未必守恒,却严重地不对称,能让人轻而易举地产生错觉,尤其用来解读早已烟消云散的“历史”,可谓是屡试不爽。请看,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就已犯下了死罪,直到崇祯三年才就戮,这叫哪门子“旷古奇冤”?忠君便是保国,保国不一定(被认为)就是忠君。九泉之下的袁崇焕到底有没有弄明白?

历史的细节几乎都是偶然,但无数细节的总和却是必然。袁崇焕之死,大明之亡,专制独裁之朽,哪一个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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