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邦:“大回潮”:中国农业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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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已故的威廉·韩丁是一位公认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国的私有化》一书中,韩丁对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在这本书中,韩丁讲述了这场改革是如何从198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然而,令韩丁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迅速将它扩大成消除农村的全部集体所有制。[1]   从1978年到2004年去世之前,韩丁每年(除了有一年外)都会在中国居住5到6个月。他“从远处观察这场改革---即使不是在中心的话”。从1980年到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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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威廉·韩丁是一位公认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国的私有化》一书中,韩丁对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在这本书中,韩丁讲述了这场改革是如何从198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然而,令韩丁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迅速将它扩大成消除农村的全部集体所有制。[1]


从1978年到2004年去世之前,韩丁每年(除了有一年外)都会在中国居住5到6个月。他“从远处观察这场改革---即使不是在中心的话”。从1980年到1985年,韩丁担任内蒙古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同时,他还在长弓村帮助他的农民朋友实施农业机械化。[2]中国推行的私有化既同他的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冲突,也与他的长弓村项目相冲突,这一点不久就变得非常清楚。在花费了400万美元和进行了大量艰苦工作后,内蒙古的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被迫取消。由于邓小平的私有化计划,长弓村的综合机械化项目在耗费了大量财力以后也停止了。由于土地被划分为若干份并分配给个人所有,所有机器都闲置生锈了。韩丁写到:“这两次经历震撼了我。不仅因为我个人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投入了大量心血与汗水,还因为我知道还有许许多人也为之做出贡献,他们为项目的成功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以及项目成功对中国的‘未来’多么重要。”[3]


当乘飞机飞往上海并看到一幅独特的场景以后,韩丁惊呆了。他将这个场景比喻为分布在中国中部1000多公里土地上的“丝带状的农田”、“意大利式细面条状的农田”和“面条状细长的农田”。他悲叹地写了下面这段话:


“在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之后,中国的农民最终拥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地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在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4]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始于停办人民公社和农业私有化:“这个政策很快导致农村人民公社的瓦解,并重新以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98%的农民都被迫退出人民公社:“‘一刀切’地完成了去集体化……尽管他们中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新体制,但是碍于政治压力,农村官员只能不顾农民的意愿而坚持贯彻执行。”[5]


这样做带来了如下问题: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化真的如此失败,以致于他们要采取这种激烈的措施吗?一群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的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30%的人民公社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中间的40%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也可以说存在危机,总之面临着很多问题”。[6]


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因为这个30%意味着2.4亿人。如果2.4亿人能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那么通过较好的领导、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7]


让韩丁最为愤怒的是私有化进程。他说:


“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经常是实际价值的1/3甚至还少)买到主要资产。但是,他们能够很容易地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经常也没有按条件偿还贷款。特权阶层如此尽情地侵吞财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交易的规模之广、对普通社员利益的损害之深真让人难以想象。”[8]


韩丁还写到,农业私有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坏了农村的基础设施。他认为:“无论怎么看,农田道路,特别是用于灌溉和防洪的水库、水坝、堤防和梯田都是惊人的成就。但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现存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被忽视,最终遭到破坏。”这造成20世纪80年代灌溉农田的数量减少了1%,并且给未来的中国农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9]


去集体化的其他负面影响包括:“取消了曾经由公社和大队提供的吃、穿、住、医、葬等‘五保’费用”;农村教育和医疗设施不断恶化;环境破坏;放弃机械化等。韩丁认为:“这个新的土地分配实际上排除了农业机械化。许多农学家相信,要在未来实现中国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持续有效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最有效的一条道路。”[10]


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也十分严重,也许会引起社会冲突。一方面,在“一部分人必须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是靠与官员的关系并受到优待才致富的。确实,许多官员能够把肥沃的土地转包给这些少数的幸运儿,重现“1949年以前农村经济中出现的剥削性的转租协议”。另一方面,农村中还有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的穷苦劳动力——他们的确没有任何“官方关系”。[11]


中国农业私有化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遭到普遍反对。但是到最后,通过高压政治或开除党籍的威胁,只有1%的村庄维持了原先的集体化。以河南著名的南街村为例,在经过几年的私有化以后,当地农民决定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化制度。现在,这个村能够为村民提供免费的食物、医疗、住房和教育。[12]


在返回集体化制度以后,南街村开始从事食品加工和农业生产。1995年,他们生产方便面和锅巴的产值有望超过12亿人民币。南街村的所有企业和农田都由集体所有和管理,农业生产也都实现了机械化。[13]1993年以来,南街村的每个家庭都有一套带空调设备的三居室公寓。公寓里配备了电视、冰箱和洗衣机。一切都是免费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换言之,在中国农村数亿农民眼里,南街村的农民生活在乌托邦之中。[14]


南街村再集体化的成功对中国其他农村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中国农业私有化被证明是非常失败的。据香港《明报》透露,现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生产合作社。陕西、河南、上海、山东和浙江等地也都出现了集体农场。中国农民现在逐步认识到,对于中国农村来说,私有化计划就是一场灾难。只有通过集体行动,他们才能实现繁荣和社会保障——南街村和中国其他许多合作社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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