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领导文萃》2010年第20期,作者:黄禹康,原题:《彭德怀与刘伯承的历史误会》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

第四次反“围剿”的“土洋”之争

历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当时刘伯承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筑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

因“百团大战”而起的纠葛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万余人,拔除敌伪据点千余个,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就是过早地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然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却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