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温跳楼女孩袁利亚de悲剧!纪念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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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袁利亚在安徽庐江县同大镇的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外出打工。她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本刊记者,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出外打工。“很多同学都有亲戚朋友在北京或者上海做服装生意。尤其是女孩子,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做生意的人回家很光彩,在外的艰辛村里人则很难体会。我八九岁的时候,父母也在大红门早市做买卖,结果初来乍到被人骗,亏得很惨,就再也没有去过。”这位同学一直以来和袁利亚没有联系,回想起她在学校里的表现,记得她“学习成绩中等,但始终努力读书。是那种性格开朗又挺漂亮的女生”。

袁利亚打工的第一站是上海,两年后来到北京,先后在雅宝路以及动物园的服装市场工作,来到大红门一带做工是近两年的事情。和北京其他的服装市场一样,“大红门”也是由几个大规模的服装商城组成一个商圈,以品类繁多、价格低廉、批发混零售的方式著名。袁利亚在村里的邻居,也在“大红门”上过班的陈英(化名)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大红门的第一年,袁利亚仅仅是在大红门商贸城三期地下的一家商铺工作,“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钟开始帮助老板做批发,一直到上午10点结束。她下午也断断续续在别的店铺里打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稳定的工作只有上午的一份”。袁利亚刚来“早市”的工资是1500元/月,出事之前涨到了3000元,“就是死工资,吃住都从这里出。多卖出服装,也没有任何提成”。

袁利亚或者陈英,她们一直以来做的工作是“导购”,也就是店铺里向人介绍、推销衣服的服务员。“我前年第一次来北京打工,亲戚介绍我暂时住在老乡家里,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于是我天天就出去市场转,想赶快找到一份工作好搬出去。20多岁的女孩子没有任何技能,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去应聘女装店的导购。一些店铺挂着‘招导购’的牌子,我就去试。这个工作几乎没有门槛,老板让你第二天卖衣服试试,效果不错就能留下。”同样是“导购”的工作,却有着批发和零售的区别。“零售是顾客上门来挑选,觉得哪件衣服合适就上身来试,需要导购给顾客一个反馈,为他(她)在店里挑选适合的衣服。这种导购不需要主动去招揽顾客,只要进入店铺的顾客招呼好就可以了。批发则需要导购懂得吆喝,能够通过叫卖吸引顾客,也要懂得和他们拉关系,积累稳定的客户资源。客户还需要导购来‘穿版’,就是导购换上顾客要的衣服,实际看看效果,因为这并不是顾客本人买衣服。所以这就对做批发的导购身材、相貌有一定的要求,有的店铺更是会写‘诚聘穿版美女’。袁利亚1.62米的个头,才80多斤,是个天生的‘衣服架子’。”

陈英告诉本刊记者,袁利亚一直以来做的都是批发型的导购,而自己却正和她相反,是零售型的。“这其实就说明了袁利亚的性格。我是内向型的,张不开嘴。袁利亚很活泼外向。”去年下半年袁利亚为了多挣钱为父亲治病开始打两份工,早市之后从10点半到下午17点固定在京温商城上班,每月也就是1500元的工资。陈英劝她到旁边的天雅服装大厦上班:“那里服装的档次高,来的顾客素质也高。更重要的是商城的秩序好,导购的工资也能达到3000元到4000元。”陈英说她前年到北京时,最初也在京温商城中做过,“经常目睹一些店铺的导购很凶悍,顾客不买衣服会追出去骂。还有一次,我看到有顾客把钱包落在店铺里,老板就偷偷收起来,顾客来了也死活不愿意交出来。我感到商城整体的管理不规范。在天雅那里,如果导购和顾客有点矛盾,说话音调高一些,管理员会立刻出现”。袁利亚并没有对天雅商城的工作产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边基本都是零售的,她觉得坐在店铺里等顾客上门比较闷”。

导购的工作从周一到周日都要上班,如果要请假,老板就要再从工资里扣钱。在陈英的记忆里,袁利亚几乎不会请假,“每天仅有的休息时间基本就用来吃饭和睡觉”。本刊记者没能找到袁利亚的住处,却在大红门市场附近看到一些同样生存状态的打工者。旁边的珠江骏景是一个房价在3万元左右的中档小区,地下室以及地下二层的空间就是来自浙江、东北以及安徽打工者的栖身之所:幽暗狭窄的楼道里不时传出一些骚臭味,房间密密麻麻地排布着,有的只有两三平方米,除了过道仅能放下一张床。这样的房间每月价格也在500元左右,居住的多是在早市上班的单身男女。曾经在去年到过袁利亚家做客的陈英告诉本刊记者,她就住在京温商城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是那种铁皮房,她和另外一个从老家来的女生一起合住。屋子里就是一张双人床,还有一张小桌子。卫生间都是在外面公用的。每餐饭也都是到外面买现成的来吃。”不过袁利亚在有限的时间里很喜欢结交新朋友,比如吃饭就会和新朋友一起。“基本都是同年龄卖服装的女生,而这个年龄的女孩又都有男朋友,所以她的朋友圈子挺大,也不局限于安徽老乡。”

爱情的失与得

对于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爱情可能是他们最好的慰藉,但也可能是最坏的折磨。从袁利亚发表在QQ空间中的“说说”来看,很明显去年夏天,她正在失恋中煎熬。那是在2012年7月15日,袁利亚刚刚经历过父亲在6月30日晚犯病严重、几乎病危的状态。她写道:“我有手有脚,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劳累,我敢爱敢恨、拿得起也放得下。这样的事我都经历了,我还怕什么?只是在爱情的道路上挣扎了一番,我还是一个人罢了!”陈英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上半年,袁利亚和一个在上海打工的男生分手。这和她沉重的家庭负担有些关系。”

而袁利亚之前的另外一段感情也是由于她困窘的家境而发展失败的。小褚是袁利亚在安徽庐江县白山镇打工时的朋友。4年前袁利亚曾在那里的超市短暂打工,小她1岁的小褚对她十分倾心。“她很漂亮,本人比照片上漂亮。她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好女孩之一,优点很多,爱笑、友好,从来没见她和别人发过火。她很踏实能干,在超市里负责卖菜,从来没见她闲着的时候。超市老板娘非常喜欢她,当时她想走,老板娘一直留她,但没办法,超市工资太低。”小褚曾经追求袁利亚,但并没成功,他并不认为是袁利亚不喜欢他,而是觉得袁利亚家境不好,所以对男朋友的家庭要求比较高。他告诉记者:“她虽然没有直说,但曾经提过,他们家非常穷,连一张好床都没有,她用过的床全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她估计我家穷,没能力承担她家的负担。”之后袁利亚继续返回北京打工,小褚随后也出去当兵,两人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袁利亚绝对不可能因为感情的不顺选择结束生命。因为今年春节回家,她已经和旁边东沙村的彭佳(化名)订婚了。”陈英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彭佳是通过合租房里另外那个同乡姐妹介绍的,去年下半年和袁利亚认识,小她1岁,平时做淘宝网店的服装生意,也在北京。“定亲之前的一段时间,袁利亚的父亲有点反对,还是觉得男方家里条件一般,希望袁利亚能够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那段时间袁利亚也在QQ空间里流露出负面的情绪。但之后两家坐在一起开会,这些问题很快都解决了。酒席钱男方给了8888元,衣服钱本来应该给8888元,男方母亲就和袁利亚的父母商量,能不能给6888元,因为儿子在北京做生意还要钱来周转。取而代之,男方母亲说买‘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的钱出多少都可以,因为孩子嫁过来,这些东西终归也是带进门的。”陈英说。最后在女方家里办的定亲宴圆满结束。“我作为邻居,定亲宴也去凑热闹。我记得宴席之后,男方家里给两个村子每家都送了一包20元的玉溪烟,还抓了些喜糖。一般定亲都不送那么贵的烟,女方家觉得很长脸。”男方家属回到本村之前,按照当地风俗,脸上要涂红色的胭脂来表示家里有了喜事。“彭佳的二姥姥特别开心,把给她‘打红’的人推开,自己亲自动手。”

在“说说”上,袁利亚在单身时曾经描述过她渴望的爱情:“昨晚,我一个人在路边吃麻辣烫。吃着吃着,被坐在对面的一对小情侣吸引住了。听他们说话,虽然只是生活中的琐事,却显得特别有默契。这就是所谓的‘相濡以沫’,也是我渴望的爱情吧!”春节之后,袁利亚则终于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她写出了这样的感悟:“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人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家乡的牵挂

袁利亚每年一般回家两次,一次是在春节,一次是在七八月份葡萄收获的季节回去帮忙。同大镇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零星有农民种植葡萄。凭借邻近合肥市区的区位优势,到2000年葡萄种植便形成规模,至今种植面积已经占全镇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是全镇除了水稻、蔬菜之外,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袁利亚家所在永安村就是镇里重要的葡萄种植基地。袁家有3亩地,几年之前全部由水稻改种了葡萄。

在2009年之前,每年夏天的回乡时光都是单纯的快乐。从她的QQ空间里记录的内容看,她会和村子里同龄的女孩一起逛街、买零食,和弟弟一起去河里抓麻虾,也会仅仅是站在田埂上,仰望城市里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感叹天地的宽广。她还很期盼一年一度的同大镇葡萄节,因为开幕仪式的当天,会有模特走秀、曲艺演唱、东北二人转之类的表演,场面非常热闹。在陈英的手机里,还存着开幕式上为袁利亚拍下的不少照片。

2009年,父亲袁兴龙被诊断出了恶性胰岛细胞癌,癌细胞已经转移。袁利亚的生活一下变得沉重起来。陈英告诉本刊记者,袁利亚每年打工的积蓄大概能有1万多元补贴家用,家里的葡萄地每亩的收入是1万多元,“而确诊当年我陪她去进行‘新农合’部分药物和治疗费用的报销,看见清单上已经不止1万元”。袁兴龙去年上半年曾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袁利亚上午去早市,下午就去医院陪父亲。她那段时间还在方仕国际商城的门口摆地摊挣钱,也就是从大红门早市拿了些衣服,摆了个移动的衣服架子来卖。后来利润薄,城管也不允许,就没有继续。”在协和医院,袁利亚给负责治疗父亲病情的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顾锋教授下跪,请求能减免一些父亲的治疗费用。也是由于顾锋的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免费提供了部分药物,袁兴龙肿瘤的原发灶得到了暂时的控制。袁利亚出事后,顾锋也在微博上回忆:“她每月电话我一次,听上去没有过不去的迹象。”

父亲病倒后,袁利亚成为每年收获和交易葡萄时劳动的主力。“走在葡萄园里逛了一圈,看着那一棵棵树苗,一个个水泥桩,一根根铁丝……想到去年父亲还津津有味地规划着,今年梦想就破灭了。”但徜徉在葡萄园里的伤感的沉思并没有影响她的干劲:“今天卖了100多箱葡萄。搬箱子的我都成了大力士了!”但转瞬间,成就感又没有了:“看着其他村民的家人有说有笑在田里帮忙,突然觉得好温馨。顿时鼻子酸酸的。”

曾经她在童年时最喜爱的活动无法再带给她快乐。过去在中秋节这天,村子里会有“放火把”的活动:把稻草缠在树棍上,再点上火,孩子们擎着这种自制的火把在田间走动,起到驱鬼辟邪保佑平安的作用。“过去我会吃完饭去这家那家起哄,也会开心地早早就让爸爸把火把制作好。”2009年的中秋节袁利亚是在家过的,虽然和弟弟以及几个朋友也重复了‘放火把’的游行,却是“找不到那种快乐的感觉了。想到S.H.E组合那首《不想长大》,我想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原来每次回家时那种轻松愉悦的心情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责任感:“马上就要回家了。我要努力学会烧菜,把老爸养得肥肥的!”一条“说说”这样写道。离家时,袁利亚也不再表现出对父母的依恋,而多了几分作为家庭支柱的独立与坚强:“回来后看到爸妈脸上增添了不少笑容。好想就这样待在他们身边。但是现实告诉我,要赶紧回去,拼命挣钱!”

就是这种在苦闷中又饱含着责任感的话语让熟悉袁利亚的人不能够相信她会以这种方式了结生命,留下身患绝症的父亲和还未成年的弟弟。袁利亚的弟弟小亮才上小学六年级,姐弟两人有十几岁的年龄差距,但彼此感情很深。“小亮不爱说话,一般在村子里碰见聊起来的话题就是希望姐姐赶快回来和他一起玩。每年袁利亚回来,都是小亮最快乐的时间。我们要是去附近的景点玩儿,都会带着他。”陈英说。在QQ空间里,袁利亚记录了每次回乡和弟弟一起的各种活动,姐弟两人互相调侃的瞬间,对弟弟在学校得了奖状后的夸赞。其中也有深深的隐忧和担当:“看着熟睡的弟弟,我忍不住亲他一口!这么小,这么可爱,没有爸爸,会多么可怜……”

袁利亚的家庭在父亲没有患病之前也算不上富裕。“因为家里的田地很少,又只有一个女儿在外打工,也不是当老板。”陈英说,“她父亲刚刚患病,她有些长吁短叹,之后便看开了,有点自嘲地说这是‘家道中落’。”袁利亚出事后,她在上海和北京后来认识的那些朋友才从媒体去她家的走访中看到了她的家庭环境:两件红砖瓦房几乎可以用空空荡荡来形容。其中一间大房间的一侧是灶台,另外一侧就是一张双人床。每年袁利亚回家,会和弟弟挤在这张床上;另一间房就是父母的卧室。家中唯一值钱的电器是一台银灰色的老式冰箱,冰箱里存放着北京定期寄过来的免费药品。陈英告诉本刊记者:“这是全村最破的房子了。村中普遍都是两层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的小楼。建造成本从20万到40万元不等。”袁利亚的QQ空间中每每提到家乡,如果不是父亲的病情,就总是美好的一面:“妈妈在咱家院子水缸里种的荷叶很漂亮”,或者“院子里好多萤火虫啊,今晚的月光真好!”陈英觉得,对于故乡的亲人以及那些充满记忆的家乡风物,袁亚利无论生活中遭遇到怎样的波澜,也都割舍不下。

开朗的导购员

2005年,袁利亚在安徽庐江县同大镇的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外出打工。她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本刊记者,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出外打工。“很多同学都有亲戚朋友在北京或者上海做服装生意。尤其是女孩子,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做生意的人回家很光彩,在外的艰辛村里人则很难体会。我八九岁的时候,父母也在大红门早市做买卖,结果初来乍到被人骗,亏得很惨,就再也没有去过。”这位同学一直以来和袁利亚没有联系,回想起她在学校里的表现,记得她“学习成绩中等,但始终努力读书。是那种性格开朗又挺漂亮的女生”。

袁利亚的男友和他手机中存储的袁利亚照片

袁利亚打工的第一站是上海,两年后来到北京,先后在雅宝路以及动物园的服装市场工作,来到大红门一带做工是近两年的事情。和北京其他的服装市场一样,“大红门”也是由几个大规模的服装商城组成一个商圈,以品类繁多、价格低廉、批发混零售的方式著名。袁利亚在村里的邻居,也在“大红门”上过班的陈英(化名)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大红门的第一年,袁利亚仅仅是在大红门商贸城三期地下的一家商铺工作,“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钟开始帮助老板做批发,一直到上午10点结束。她下午也断断续续在别的店铺里打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稳定的工作只有上午的一份”。袁利亚刚来“早市”的工资是1500元/月,出事之前涨到了3000元,“就是死工资,吃住都从这里出。多卖出服装,也没有任何提成”。

袁利亚或者陈英,她们一直以来做的工作是“导购”,也就是店铺里向人介绍、推销衣服的服务员。“我前年第一次来北京打工,亲戚介绍我暂时住在老乡家里,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于是我天天就出去市场转,想赶快找到一份工作好搬出去。20多岁的女孩子没有任何技能,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去应聘女装店的导购。一些店铺挂着‘招导购’的牌子,我就去试。这个工作几乎没有门槛,老板让你第二天卖衣服试试,效果不错就能留下。”同样是“导购”的工作,却有着批发和零售的区别。“零售是顾客上门来挑选,觉得哪件衣服合适就上身来试,需要导购给顾客一个反馈,为他(她)在店里挑选适合的衣服。这种导购不需要主动去招揽顾客,只要进入店铺的顾客招呼好就可以了。批发则需要导购懂得吆喝,能够通过叫卖吸引顾客,也要懂得和他们拉关系,积累稳定的客户资源。客户还需要导购来‘穿版’,就是导购换上顾客要的衣服,实际看看效果,因为这并不是顾客本人买衣服。所以这就对做批发的导购身材、相貌有一定的要求,有的店铺更是会写‘诚聘穿版美女’。袁利亚1.62米的个头,才80多斤,是个天生的‘衣服架子’。”

陈英告诉本刊记者,袁利亚一直以来做的都是批发型的导购,而自己却正和她相反,是零售型的。“这其实就说明了袁利亚的性格。我是内向型的,张不开嘴。袁利亚很活泼外向。”去年下半年袁利亚为了多挣钱为父亲治病开始打两份工,早市之后从10点半到下午17点固定在京温商城上班,每月也就是1500元的工资。陈英劝她到旁边的天雅服装大厦上班:“那里服装的档次高,来的顾客素质也高。更重要的是商城的秩序好,导购的工资也能达到3000元到4000元。”陈英说她前年到北京时,最初也在京温商城中做过,“经常目睹一些店铺的导购很凶悍,顾客不买衣服会追出去骂。还有一次,我看到有顾客把钱包落在店铺里,老板就偷偷收起来,顾客来了也死活不愿意交出来。我感到商城整体的管理不规范。在天雅那里,如果导购和顾客有点矛盾,说话音调高一些,管理员会立刻出现”。袁利亚并没有对天雅商城的工作产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边基本都是零售的,她觉得坐在店铺里等顾客上门比较闷”。

导购的工作从周一到周日都要上班,如果要请假,老板就要再从工资里扣钱。在陈英的记忆里,袁利亚几乎不会请假,“每天仅有的休息时间基本就用来吃饭和睡觉”。本刊记者没能找到袁利亚的住处,却在大红门市场附近看到一些同样生存状态的打工者。旁边的珠江骏景是一个房价在3万元左右的中档小区,地下室以及地下二层的空间就是来自浙江、东北以及安徽打工者的栖身之所:幽暗狭窄的楼道里不时传出一些骚臭味,房间密密麻麻地排布着,有的只有两三平方米,除了过道仅能放下一张床。这样的房间每月价格也在500元左右,居住的多是在早市上班的单身男女。曾经在去年到过袁利亚家做客的陈英告诉本刊记者,她就住在京温商城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是那种铁皮房,她和另外一个从老家来的女生一起合住。屋子里就是一张双人床,还有一张小桌子。卫生间都是在外面公用的。每餐饭也都是到外面买现成的来吃。”不过袁利亚在有限的时间里很喜欢结交新朋友,比如吃饭就会和新朋友一起。“基本都是同年龄卖服装的女生,而这个年龄的女孩又都有男朋友,所以她的朋友圈子挺大,也不局限于安徽老乡。”


本文内容于 2013/5/22 22:50:24 被小编a2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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