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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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原文地址: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作者:嫚嫚

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之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辞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之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在清华建校的百年历史上,共出现19位校长(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和叶企孙两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务)。了解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清华校长难当,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31年底任校长直到1948底离开北平清华园整整17年,而且他还于1955年自美国返台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至逝世(1955~1962)。他掌校时间长,成就大,威望高,影响远。

梅贻琦先生(1889.12~1962.5)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他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华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却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来指导办学;他献身教育,热爱清华,生斯长斯,心中从未离开过清华(即使他晚年不得已再创新竹清华,可他在世时,新竹清华仅是一个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他心目中的清华,永远是北京的清华园);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甚至独生儿子眼镜丢都无力配付新的;晚年病重入院及身后事,都是学生捐款资助的。

梅贻琦先生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之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使清华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就(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更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奠基性的建设人才(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1915年毕业回国,半年后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他于1931年12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他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观。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归根到底“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是“通才”,而非“专才”。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针对当时教育“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严重功利倾向,指出大学应着眼于对学生人格(即思想、文化和修养)的全面培养,要有知、情、志三方面修养。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梅贻琦一生倡导的又一重要教育理念。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教授治校则是完美展现了梅贻琦校长民主作风和领导才华,充分发挥教授们的智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培养每位教师的主人翁意识,人人都觉得清华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大家都能往共同方向上发力上劲,学风愈纯正,教授愈齐心,清华的成就自然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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