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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的事实,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崛起”的奇特效应。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经济发展看好的前提下,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便成为国内外被广泛热议的焦点话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预言家们拿出来热炒一下。

中国能否成为老大?其实这个问题早在金融危机过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应对能力。2009年9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出席了北大光华EMBA项目成立10周年巡回论坛济南站暨山东校友会换届仪式,并发表题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与企业面临的转变》的主题演讲。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还只是排在世界第三位,但是他依然非常有信心地认为,“金融危机过后,尽管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能再继续,但中国经济仍可保持高速增长。未来30年甚至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1]而在此之后的两年,形势是否有所变化呢?2011年4月7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举办了“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发展及治理”研讨暨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发布会。会议探讨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和全球发展与治理变革的新趋势,并正式发布了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越美国居世界第1,而印度GDP则将跃居世界前5名。[2]

自己夸自己,难免会让人觉得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所以,光是中国人自己说中国经济将成为老大,是不足以使世人信服的。与此同时,不妨让我们来听听外媒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在2011年大胆预测,指出“到2016年,美中两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比例会从现在的l4%增加到18%,而美国的份额将会从现在的略低于20%下降到17.7%,稍低于中国,名列世界第二。”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并非第一个做出此类预测的国际声音,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很早就做出中国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预测。与IMF预测最相似的是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它假定未来10年中美GDP的增长率各为7.75%和2.5%,双方的通货膨胀率各为4%和1.5%,人民币兑美元一年升值3%,那么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间则提前到2019年。几乎同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则预测称,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届时中国和美国、欧盟、印度、日本等将成为共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5条龙”。[3]可见,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是否将超越美国的预测,真是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老大,这是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我们固然需要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是机遇多一点,还是挑战多一点,都会影响到这一问题的最终说服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性问题,比如中国和平崛起的渊源。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始终坚持“不称霸”的外交原则。那么我们所提的“中国能成为老大吗”这一问题是否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相违背呢?这就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深究了。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主观性的问题:中国想成为老大吗?就像经济学中所讲的“需求”一样,首先要有购买意愿,然后是购买能力,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需求”。对于中国是否能成为世界老大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只有主观与客观都达到了,我们才能下最后的定论。


一、和平能够崛起吗?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国际社会可谓是谈“中”色变。各种有关中国崛起的“威胁论”不胫而走,甚至将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夸张到政治和军事层面,认为中国最后必然会走上战争的称霸道路。

其实,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能说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研究的还远远不够。纵观历史上的中国,既不是美国那样的好战民族,即使有也是被迫的自卫反抗;也没有欧洲那样的殖民扩张。即使是放到鸦片战争前,无限风光的中国也从没有动过要用战争来保住自己老大位置的念头。所有的这些,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崛起,必将是和平的崛起。那么什么是崛起呢?根据阎学通的定义:崛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加快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崛起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4]历史上,中国在曾经有过数度崛起:第一次崛起是以秦朝统一中国为主要标志,中国首次实现大一统状态;第二次崛起是唐帝国的建立,故此有了唐朝盛世;第三次崛起是明朝,标志性事件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将中华文明的影响带至中东和北非地区。冷战结束后,中国进入历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时期。[5]以上的崛起,几乎每一次都是温和的、友善的,显示出来的都是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风范,丝毫没有看出“战争”、“杀戮”的痕迹。

中国历史上,自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宝典”,而且影响至今。儒学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为政以德”和“礼治”,这些在当今社会也就是体现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只是现如今的策略更为开明、平等,摒弃了一些等级思想的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思想,也成就了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平理念,儒教兴国的中国向来主张德治教化,求同存异和以和为贵。中国的历代帝王也是保有儒家做派的,比如一想到中国帝王的画像或者雕塑,立刻映入脑海的一定是清一色身着长袍正襟危坐的儒雅典范。不同的文明造就不同的政治观念。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一脉相传,2000年来没有中断过,而中华民族也是唯一不崇尚武力的民族,文弱而不扩张。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则信奉“性恶论”,从而崇尚法治,更崇尚“丛林法则”。罗马帝国的辉煌,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称霸欧洲以及打破冷战均势后的美国“一强独大”,都无不验证着西方人的武力称霸思想根深蒂固。[6]可喜的是,在当下的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正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并且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的愿望成为可能。

在当代,我们比较容易陷入一个感性的思维定式,即在国际关系及其外交战略的解释上基本都是沿用西方的套路,固执地认为国家争夺霸权的这种交替轮换是世界历史中的正常现象。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是:既然强大了,为何不称霸?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强大之后却不称霸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怪异”景象。

但是,中国就将要打破这个固定的思维定式。温家宝总理于2003 年12 月10 日,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次演讲是首次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对中国和平崛起立场的阐述,突出了中国是一个和平崛起中的国家。演讲中还指出了中国崛起的途径、方式以及价值指向等等都是和平的。这是中国高层首次使用“和平崛起”来诠释中国崛起的形象,以“和平崛起”为中国的角色定位,这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了一项有着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7]很明显,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不会妨碍或威胁到任何国家、任何人。如果世界各国还在叫嚣“中国威胁论”,笔者就不禁要反问一句:是不是中国要回到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回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屈辱年代,中国才是不具有“威胁性”的,才是你们所认可的“安全的”?如果是这样,世界的公平、公正又将置于何地?

“若能一世安稳,谁又愿颠沛流离?”这句话尤其适合述说中国现在所处境遇。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厌恶战争的,这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是深入骨髓而无法改变的。而且,我们乐于将这一美好的文化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

“马车走的好,还要靠领头马带的好。”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而言,我们可以将其并称为是同一马车的三头战马,那么,到底是“出口”是领头马,还是“投资”是领头马,学术界、理论界都众说纷纭,并无十分统一的答案。但是,有一个可以肯定的说法是:从未有人说过“消费”这架马车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战马。故此,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就浮现出来了:消费。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刺激内需,稳定增长。但是内需的最大部分来源于哪呢?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群体分布,而这个大号的中间阶层,便是内需增加的主要突破口。

现如今中产阶级的消费不活跃,钱到哪里去了呢?储蓄?扯淡。现在谁人不知人民币放在银行里贬值的速度啊,看看中国的CPI就知道了。一点储蓄利率根本就弥补不了目前通货膨胀预期所带来的收入“流失”。那中产阶级的收入到底流向何方了呢?总不会不翼而飞吧?纵使工资水平不高,但也足以维持生计了,为什么消费就是活跃不起来呢?其实,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不难。先来看看教育吧,恐怕这算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最大的支出投入了。现在的教育已经完全“变味了”,而且教育有被“产业化”的势头。且不说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各种弊端,你去看看教育收费就能明白一二了,一个高中生一年的学费竟然上万!本来教育就是造福人类的公益性事业,如今倒好,成了谋利的工具了。老百姓有什么办法,除了勒紧裤腰带,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省吃俭用以外,还能如何?再来看看房地产,这可是比教育还让中产阶级们喘不过气啊。房子本就是个安生立命之所,怎么一到中国,又成了赚钱的工具了?那些房地产的投资者也好,投机者也罢,可能会说了:中国股市不行,不打点房地产的算盘,那我们的资金总不能闲置着吧?最后再看看社会保障。人固有生老病死,中产阶级必须考虑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安置,尤其是在面对大病大灾的时候,一点预备都没有只会让自己更加焦头烂额。多的不说,且就以上这三点,就能花费掉中层收入者大半生的积蓄了,还谈什么消费?谈什么内需?需求是有了,可是没有那能力不也是白搭嘛。所以,中产阶级这一块,有潜力可挖,有文章可做,也必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机遇,关键就看政策制定者们怎么权衡了。

除了工薪阶层以外,还有另外一大群体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农民群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长期以来,“三农”问题都是我们在着力改善并已有显著成效的事情,增加农民收入已然成为中共中央刺激内需的另一重要举措了。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在务农之余,会找机会去附近的城镇或县城打工,成为现如今的“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逐步地,在完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的措施下,城市化将继续给力!曾有人说过,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所以才会有各种“用工荒”,那么,这一“荒”也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历史机遇了。

中国经济要想发展,单靠纯GDP的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文化的软实力也就必然会走上促进经济发展的舞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教授发现,美国的软、硬实力在其整体实力中不对称,给美国造成危害,并率先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出现后,立即引起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我国学者和政治家比较普遍一致地认同和接受了约瑟夫·奈的基本理论,赞同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并对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软实力来源也在不断拓展,如信息时代对信息的掌握与把控能力,也是国家软实力中极其重要的部分。[8]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说是一片有待挖掘的“沃土”,只要被有效利用起来,便可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本书的第八章,我们将全面阐述中国文化的宏大与局限,或许可以给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一点愚见。

中国经济要发展,单靠自己内部的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与世界环境密不可分的。无疑,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所以相对来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是有利的。尽管有美国的霸权和武力威胁,但全球的舆论导向还是正义的,美国要一意孤行,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即便是美国的本国公民,也是反对战争的,毕竟,没有人愿意在战争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以上列举并不全面,笔者也没有想过要连篇累牍的将其一一列举。总之,只有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符合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才会一路向好。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凡事也不存在十全十美之说。所以,说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接下来的论述就必将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了,这是俗套,但也是看待问题的全面性所要求的。毕竟,每一硬币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犯了学术界之大忌。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既然说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那么对于那些全世界共有的问题我们就暂且略过不说,主要还是说中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挑战。唯有此,我们才能更清楚的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才能真正明确地回答“中国是否能成为老大”这个问题。

在中国,有一个让人尴尬的经济现象:中国的行政干预主义。不可否认,这一体制的确在某些方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可以弥补市场缺陷。但是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行政的过分干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有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为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非均衡表现为: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贫富悬殊问题,腐败问题,民权问题。具体来说,政府在某些方面是代表一部分利益集体的,而且大部分利益既得者为官为政,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有失偏颇的。一旦经济涉及政治、权力,就会产生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问题,而且容易滋生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用“关系”这个词来说,可能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意义上的“关系”是什么意思,但我们自己是了然于胸的。这并不是有意贬低或者调侃本国人民,而是想有所告诫或提醒: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会发挥其独特的魅力。当然,减少并不代表完全消除,必要的宏观调控是不可缺的,只是,凡事物极必反,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度”的问题。举一个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广药与加多宝争夺“王老吉”商标的例子,就因为广药是国有企业,加多宝是民营企业,最后就把商标权判给了广药,否则即认为是国营资产流失,岂不是太儿戏了一点。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指出,“这本是个可以双赢的事情,加多宝生产‘红罐王老吉’,广药生产‘绿盒王老吉’,而现如今呢,居然成了一个零和博弈。如果都偏袒国有企业,那以后谁还敢和国营企业往来啊?”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最终,转变政府职能,将势在必行!

与行政干预主义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官本位”的思想,这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一大挑战。说是挑战,其实就是一大阻碍,是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毒瘤”。“官本位”思想当然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根源之一。谈到官本位,有人说它是一种意识;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文化;也有人认为它是意识形态;还有从其它不同的侧面定义的。其实合而观之,官本位含义不外二个:一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官本位意识,二是由官位意识驱动而形成的官本位现象。[9]官本位奉行官员利益至上,以官员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好在我们现在倡导的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等到哪一天,中国不再有强拆,不再有滥用私权,民告官可以顺利实现的时候,中国的“民本位”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扶正”了吧。

谈及中国经济,必然要谈到中国的房地产,因为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源于房地产市场,而且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当前对楼市的调控还不能放松,否则极有可能引起房地产的井喷。表面上看,中国的房地产如此炙热,原因是中国人口多,所以物以稀为贵。其实,看待问题若只看表象不看内在就错了。事实上,中国地大物博,而且由于住房的空间利用率的上升,中国居民每家拥有一套住房并非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住房问题在中国如此之严重,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而后期政府的“限购令”就是对于这一体制缺陷的最好弥补。中国人自古以来都讲究安身立命,房子是公认的“稳定的标志”,而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房子代表的是一种安全感。而中国的富人阶层正是抓住了这一观念,开始疯狂购置房产,利用住房谋利,最终受苦的是那些“房奴”们,而这一群体大多是工薪阶层或大众意义的穷人。由此,便更进一步的加速了两极分化,富人利用房地产谋取更多的利益,穷人却要为此背负沉重的代价。当务之急,必须严格调控房地产市场,压缩地产泡沫,让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回归经济理性。同时,与房地产相配套的法律也应该进一步健全,一个国家只有立法和执法手段都健全了,经济发展才不会大起大落,国家才能匀速前进。

较之美国经济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多靠的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是十分有限的,不想虚拟经济那样拥有巨大的纵向和横向延展空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部分被美国的虚拟经济剥削和掠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大国”,“Made in China”,说的都只是实实在在的产品加工制造,而美国呢,拥有品牌、知识产权等虚拟经济,再利用其本国的自主创新技术,以及美元的垄断地位,便可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在虚拟经济这一方面,中国仍任重而道远。

就中国能否成为老大这个问题而言,除了谈及自身发展的优势之外,还需要问问现如今的世界老大——美国。对手的强大,会或多或少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美国是一个极具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森林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人均可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五位,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五位,煤炭储量更是高居世界第一位。而且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发展的外部环境。2012年6月5日,美国发表《涉华军事力量发展报告》,6月16日、18日神九飞天并与天宫一号对接,引起美、日、韩等国的嫉妒和新一轮“中国威胁”的论调。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这种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导致中国无论怎样对外宣传,都无法获取国际社会对“和平崛起”的真正认同。[10]

除以上所论述的挑战之外,中国还有人口老龄化问题,经济粗放式增长问题,就业问题,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势,中国需要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自主创新、完善就业体制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号召落到实处,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实现经济上质的飞跃。


四、当老大的诱惑

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为什么削尖了脑袋地想成为经济强国,希望像美国一样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当然是因为当老大充满了各种诱惑,拥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经济权利。不然,谁会那么傻,甘当这个出头鸟啊?

美国的金融霸权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且超过了美国实体经济增长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这主要还是得益于美元的霸主地位。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只要美国想要发行,便可坐拥世界各国的产品。另外,政府通过发行美国债券,美国企业通过股市交易,这些都可以在全球圈钱。而对于美国而言,增加的只不过是一串串麻木的数字而已,美国对于负债从来都是泰然处之,因为这丝毫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发展的实质内核。美国曾通过美元的霸主地位,干涉日元的汇率问题,《广场协议》便是铁证。一场让日元升值的“阴谋”使得日本经济上空笼罩了一层层乌云,当今的所有国家都在担心:本国货币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靶子”。以美国为首的各国集团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似乎也在暗示着这些发达国家要故技重施了。中国经济尚且可以说“不”,但是谁又能保证中国经济可以永远对强权说“不”?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用实力来说话!没有经济实力,就只能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鉴于美元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人民币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除了世界货币美元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以外,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还可以影响到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和威信。就贸易政策这一方面而言,美国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毫无顾忌地对本国弱势产业给予贸易补贴。另一方面,美国贪得无厌地对贸易伙伴施加反补贴壁垒。尽管美国的这一“钟摆式”贸易政策也带来了绝对利益损失,但是却在打压对手国家的时候获取了“相对利益”优势。这种“灭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霸权主义战略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巩固了其世界经济领头羊的重要地位。[11]可见,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害怕被超过,害怕其经济霸主地位不保,因为他深知经济霸权所带来的各种“甜头”。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美国的霸权战略和战术都是有所差别的,但是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种:通过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领导世界;在民族自决和贸易自由旗号下达到对全球的经济控制,同时避免直接的殖民统治,以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通过“一纸美元霸天下”的战略来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12]

在国际秩序方面,美国从来都是号称自己扮演的了“世界警察”的角色。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建立和维护一个起码的国际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一秩序是不公平的、有缺陷的。所以要想更好的完善这一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的更多的经济话语权,我们还得用实力说话!世界经济也是遵从丛林法则的:适者生存。

当然,我们向来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但是我们在此讲的是经济地位的老大,因此和政治上的霸权主义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霸权可以为本国带来经济利益,尤其是在经济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方面,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是否会成为世界老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当然是排除其他非正常手段的。即使是面对巨大诱惑,我们依然要恪守经济发展准则。对于老大的位置,抱着“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心态,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五、中国想成为老大吗

在一系列客观陈述之后,我们想知道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想成为老大吗?

当老大除了享受各种光环之外,还要承受各种压力。所以,世界老大的不易,个中滋味,也只有当过老大的才能体会得到。“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世界老大而言,这一道理是再寻常不过了。无疑,当老大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是血的代价。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这一经济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潜在伤害,只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爆发,其威力是超出正常经济范畴的。而且,在成为了老大之后,坐稳这个位置就变得更加不易了。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老大的地位,得到难,保住更难!在这种荣辱并存的情况下,中国还会想成为老大吗?

拿破仑策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于中国而言,经济的发展本就不应该受到过多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中国能否成为老大并不是想或不想就能左右的。套用一句时下电影的流行语:你想或不想,老大就在那里,不快不慢。

我们都知道,中国想要超过美国,或者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就目前来说,中国依然需要在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下稳步前进,唯有此,中国才能尽心尽力谋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应该感谢美国,毕竟美国还是为中国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这个世界老大还是比较“地道”的。

其实,在面对“中国何时超越美国”这个话题时,最恰当的态度就应当是:少谈赶超,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13]有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想必拥有数千年文化内涵的中国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东亚强国,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试图恢复大国地位,本无可厚非,但遭受到的排挤或打压,根本意义上在于其他各国认为的强大后的中国是称王还是称霸?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还是战争?或许将这一问题再次回到“中国经济和平崛起”那一部分,我们就会得到明确有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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