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1-12日点评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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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会批准增税法案》,德新社东京8月10日电。消费税的增加肯定是被大多数国民反对的,但是,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日本国会却通过了消费税增税法案,这种行为当然比美国国会延长旨在降低富人税负的法案还要露骨地表现出这些国会议员所尊奉的完全就是资本家的旨意而不是选民的旨意,并且,其所尊奉的还不是一般的资本家的旨意,而是垄断资本的旨意。消费税增加后,不仅国民负担会加重,更重要的是会削弱国民的消费能力,由此,也就会对商品的消受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那些抗危机能力若的中小资本而言,它们的经营风险肯定是会上升的,换言之,它们所面临的破产危机因此加大了,而垄断资本之所以支持提高消费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此举能够消灭中小资本,从而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另一个原因就是此举能够增强日本政府持续运营的能力。


尽管在美国表现为减税,在日本表现为增税,但是,其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富人服务的,而且是为最富的那一小撮人服务的。中国则将这种政策称之为“结构性减税”,就是说,有些人的税负降低了,而且还非常冠冕堂皇地打出了“救资本家就是救工人”的反动旗号,堂而皇之地为资产阶级减税,然而,“结构性减税”这句话只是“部分事实”,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该项政策中还有别的内容,如果包括白领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只是“标题党”的话,那么很难不上当受骗,就会想当然地产生劳动人民也能享受减税政策的那种幻觉,但如果我们细究一下这项政策的内容——尤其是它的执行结果的话,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政府及其专家讲得很清楚——“按家庭来征缴个税不现实”(然而它们却认为给每个家庭每个月发放60个垃圾袋以推行实名制倒垃圾政策是一项合理的政策),其实,谁都清楚,因为如果“按家庭来征缴个税”的话,那么实际上就会降低广大劳动者的税负,而这一点恰恰是资产阶级政府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当然,现在的主流媒体都避谈阶级而专讲阶层了,而这种讲法恰恰暴露出政府及其走狗的资产阶级属性。试想,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焉能模糊阶级与阶层的差别?!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一定要坚持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一切问题,而不要上汉奸国贼及其走狗的当——去搞什么狗屁阶层论。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完全就是由阶级矛盾导致的,而绝不是由什么阶层差异造成的,这个阶级矛盾不仅仅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阶级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外国资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将中国的那帮为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人称之为汉奸国贼及其走狗,关键就在于它们更多的是为外国资本家服务,在很多时候它们为了能够让外国资本在中国占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不择手段地打击民族资本,这个民族资本不仅包括公有资本,同时也包括私有资本。汉奸国贼及其走狗大谈“阶层差异”,我们就要突出“阶级矛盾”;汉奸国贼及其走狗喜欢用“博弈”,我们就要用“斗争”。


《突尼斯新宪草案挑战男女平等》,法国《问题》周刊网站8月9日报道。据报道,突尼斯新宪法草案规定:“国家承诺保护女性权益,所依原则是女性在家庭内是男性的补充和配合者。”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阿拉伯之春”宣传为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并且还经常以此来要挟中俄等国,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与西方的宣传大相径庭,无论埃及还是突尼斯都充分证明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并非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较为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一场“宗教民族革命运动”,它的结果是强化了起义民族的宗教认同感,强化了特定宗教对某一民族的精神支配地位,由此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宗教民族斗争的形式展开了出来,而这一结果恰恰是不利于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换言之,它不是巩固了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它削弱甚至剥夺了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所享有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在亚非拉地区爆发出来的宗教民族革命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推行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必然产物,正因为西方国家自己不断在宗教民族问题上制造矛盾,所以才导致反对它的力量会议宗教民族革命运动的形式出现。同理,汉奸国贼集团越是无视阶级矛盾,换言之,其越想巩固和加强阶级压迫,那么其所面临的反对运动就越会以阶级革命的形式出现。至于革命运动有无组织的问题,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早就演示过了,革命运动的一条规律就是会从无组织的状态向有组织的状态演变,从较为松散的组织向极其严密的组织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绝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既然阶级压迫是有组织,那么反对这种压迫的革命运动也必然会以有组织的形态出现。至于为什么发生在美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会显得那么松散无力,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列宁主义早就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因此,指望资产阶级统治力量最强的美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什么重大胜利,那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法,反过来,也不能因为美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什么重大胜利而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什么消极看法,更不能将美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套在亚非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身上,因此,也就不要指望亚非拉地区沿用美欧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方式能够取得超出其在美欧所取得的所谓革命成果了。


因此,埃及、突尼斯等地的宗教民族革命之所以会让西方大为惊恐,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中间是有严密的组织形态的,这一组织当然是寄托在宗教的名义下的,但这并不影响其实质。也正因为拥有了严密的组织,所以其才能夺取政权,反之,如果没有了组织,一帮乌合之众又怎么可能夺取政权呢?即便搞乱了天下,也不能重建政权,最后还是要被资产阶级夺去胜利果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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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登岛搞乱美日韩同盟》,共同社东京8月11日电,日本《读卖新闻》8月11日报道,共同社东京8月11日电,韩联社华盛顿8月10日电,西班牙《先锋报》网站8月10日报道,日本广播协会网站8月11日报道。由于韩国今年也要进行大选,因此,李明博政府不能仅仅考虑美韩关系,它更需要考虑韩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形势。7月12日,韩国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至3%,这是韩国自2009年以来首次降息。这次降息意味着李明博政府开始照顾国内产业资本的利益,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产业资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票源。尽管美国可以主导韩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但是,韩国资本却能够在决定谁出任韩国总统的问题上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当然,随着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执行,韩国资本自身也正在面临着被美国资本消灭的危险,不过,由于该协定执行的时间尚短,所以韩国资本还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韩国资本要保护自己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就必须趁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选择一个民族主义极强的政治人物上台,否则,再过一届的话,韩国资本恐怕就要被美国资本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


现在,李明博登上独岛的举动当然是为了展现其维护民族利益的形象,对于广大善忘的选民而言,这一举动的确是能够为李明博所在的新国家党加分的,不过,李明博此举也等于是炒热了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气氛,或许韩国选民的目光能够暂时从经济不景气一事上转移到领土争端问题上,但是,这样一来,参选的各方就不得不展现出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否则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可是,这一运动不仅会危及韩日关系,同样也会危及美韩关系,事实上,日韩之间的争议远不及美韩之间的争议多,美国在韩国犯下的罪行那真是数不胜数,现在,李明博这么一带头,其他政党很自然地就会将矛头指向李明博政府的亲美路线,如果再翻翻历史老账的话,那么新国家党恐怕就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我们知道,在封建主义社会,农民向地主或诸侯上缴大部分的农产品,由于这部分农产品并不是通过与货币或其他产品的交换而易主的,因此,它们并不是商品,换言之,这部分农产品虽然数量很大,但是其所涉及的关系却很简单,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很有限。对附着在被割让土地上的农民而言,他们只是换了一个需要侍奉的对象,反过来说,那个被迫割让土地的诸侯也只是损失了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而已。正是因为生产手段十分简单,所以,产品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了。


可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作为资本,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已经涉及到整个社会。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必须将土地变为资本,然而,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资本才能将土地变为资本,并且生产力水平在这种变化过程中起着杠杆作用。就拿中国南海发生的领土争端来说,在中国没有深水石油开采能力前,中国和周边那些侵犯我国南海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就只能停留在武装斗争上面,这种斗争纯粹就是一种消耗战,毫无经济利益回报,即便我们能够占领南海全部,最多不过搞搞旅游开发、捕个鱼什么的——纯粹是靠天吃饭,和封建经济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这种斗争基本上可认为只有政治意义,而没有大的经济意义。当然,如果其他国家也没有开采深水石油的能力的话,这种水平的斗争则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当侵犯我国者能够盗采我国南海的油气资源后,那么,对我国而言,这种水平的斗争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了,因为,如果斗争还只是停留在武装层面的话,那么我国无论是否进行斗争,都将遭受损失,在武装冲突时,必然有物资人员的损耗,而在没有冲突的时候,我国则要遭受巨大的油气资源的损失。因此,如果南海被敌人占领则能为敌人提供石油,而如果南海被我控制则只能给我国增加几个旅游景点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投入与产出比显然就远远不及敌人了,而这种亏本生意也是绝对做不长的。因此,只有弥补了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也就是当我国自己能够独立开采深水石油的时候,我国与南海来犯之敌的斗争就不再仅仅是在军事层面上进行较量,更是在经济层面上进行较量了。事实上,正因为我国的981钻井平台及其配套工程船的诞生,所以才使得我国有能力将南海资源资本化了。又由于周边国家尚不具备这一先进生产力,因此,我们在南海的斗争中已经拥有了优势,接下来,我们只要将这一优势转化为胜利果实就是了,确切些说,对中国而言,斗争的关键已经不再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是军事斗争能力的强弱了,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那么我们有能力从军事斗争的成果中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来。同理也适用于中日在东海上的斗争。


在明白了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性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俄日关于南千岛群岛的斗争,在此,我们发现,尽管俄罗斯占据着北方四岛,但是,俄罗斯自己缺乏开发四岛的能力,反过来,日本尽管有开发四岛的能力,但它却不占有四岛。如此一来,这个矛盾就显得难以调和。但是,很明显的是,俄日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合作空间。不过,相较而言,俄罗斯所面临的困难较小,因为岛在它的手里,即便现在缺乏开发岛的能力,但即便不开发四岛,俄罗斯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再说,俄罗斯也未必一定要仰仗日本来开发四岛。日本则是有这个能力却无用武之地,而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逼迫日本资本家必须尽快将自己的这一能力变现,否则,它就很难禁得起危机的考验。所以,日本势必加强军备,只不过日本在俄罗斯面前很难施展出拳脚,换言之,日本加强军备之举对俄罗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由此,对日本而言,它如果要想收回两个岛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向俄罗斯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而俄罗斯实际上也正是看中了日本所拥有的丰富的资本这一优势,否则根本没有必要反复炒热北方四岛问题。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韩国并不那么需要日本资本,相反,韩资与日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又由于韩日的军队都受美国节制,也就是说韩日很难将危机演化为军事斗争,所以韩日之争将集中体现在生产力水平的较量上。可问题恰恰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矛盾又会转回到意识形态领域,由此也就会导致韩日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更加高涨,这种运动固然会对与韩日有领土纷争的中俄朝等国产生负面影响,但,对美国而言,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韩日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必然危及美国对韩日的军事半殖民统治,当韩日既无法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法来化解危机,又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向外转嫁危机的时候,韩日的买办政府自身也就必然处于斗争的焦点了,而买办政府的频繁更替则必然损害美国对韩日的军事半殖民统治。由此,美国在日韩事务上陷入两难境地,并且会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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