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部下讽林彪:吃了几年洋面包 仗都不会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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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

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郃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 ,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竟携带实力统计表,投奔了杜聿明;麾下将领们也多愁眉苦脸发牢骚,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说他“瞎指挥”,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 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几位参谋也附和道: 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转战千里,虽然歼灭胡宗南的国军两万一千人,但自己也遭到不小损失,好几次还差点让全军陷入不归的绝境。


战后,虽然彭德怀不仅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还有一顶解放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军内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资历老得“吓人”,但打仗失利之余,一些将领依然毫无顾忌,很有情绪地“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


西北野战军是贺龙的老部队,前身为八路军一二师与红二方面军。这时,他已奉毛泽东之命,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半路出家,“改行”专管后勤。


贺龙听到反映后,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他批评一纵的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哪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


不久,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整训。贺龙又马不停蹄,深入其他纵队,进一步做工作,要纵队的老部下们“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


其实,战场上的血性军人多是直爽率性的炮筒子,林彪、彭德怀部下有那些“牢骚”,一点也不奇怪。林彪本人就曾是“牢骚大王”,早有过类似的言行。


他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因为四渡赤水之战老让自己走弯路,腿肚子都快抽筋了,就对这毛泽东一生最看重的“得意之笔”颇为不满。


他怨气冲天地给兄弟部队红三军团的“头儿”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这个鲁莽的“惊天”之举,毛泽东当然立马就知道了。


不过他不相信曾多次独排众议支持自己,自己也一直眷顾有加的“患难知己”林彪,会这样泼自己冷水,拆自己的台,他一直怀疑是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指使,害得倒霉的彭德怀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才得以澄清。


林彪、彭德怀、毛泽东都有部下“不满”的经历,陈毅也难能例外,似乎还更“惨”些。



陈毅军内资历够老,井冈山初期就曾与毛泽东、朱德并列,成为红四军三巨头之一(当然,此时的井冈山还仅为众多红军山头的一个,朱毛也只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一路“诸侯”)。1929年6月,他甚至还“风光无限”地主持过红四军七大,“夺”了毛泽东的权,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后生生“逼”走了他(林彪恰恰在这时候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回来重新“上岗”后,陈毅一段时间里很受冷遇,一直在没有几杆枪的地方部队(江西军区)“上班”,与冉冉上升的毛泽东、朱德渐渐拉开了距离,但“皖南事变”后,机遇又给了他新四军代军长的资历。


尽管他很快就受到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排挤,离开了新四军,到延安待了两年多,但有任职履历就意味着有资历,而资历是谁也抢不走的。


这种“牛气”的老资格,军内可与相比的人不多。


抗战的枪声沉静下来后,陈毅从延安赶到了山东,做了新四军的正式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不久还兼了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可谓“位高权重”,显赫一方。手下的地盘与人马,与当年华中地面上的新四军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如此,这个军中“元老”级别的人物,在山东地面竟然“指挥不动”,《陈毅传》说:“有干部过去对陈毅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只有叶飞一纵这支老部队(新四军一师由一旅发展而来,后来改称二十军)还算“听话”。


“听话”的就跟着“倒霉”。据《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记载:“一纵到山东已经快一年,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不少。中央三令五申每地要保持和补充一定数量的主力团,每团人数两千至两千五百,经常保持满员,每团两千五至三千人,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取平均主义。第一纵队碰到的倒不是平均主义,兵员给了地方部队(指山东的地方部队),一个也不给一纵!迫不得已,第一、第二旅(师)各缩编为两个团,全纵只剩七个步兵团,而且都不满员”


新四军老战士、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的读后感,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他们(指山东的高级军政人员,包括黎玉、王建安、许世友等人)对陈毅的指挥听而不从,并不买账。陈毅指挥不动,集中不起兵力,因此我军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


“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也就是陈毅到山东后,六战一胜五负。这就造成山东的将领更不大买账,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二十军史话》记载,这种情形下,叶飞很替老领导着急,关切地说:“你这个大司令比我这个小司令也大不了多少我建议你,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里,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


山东方面如此,受陈毅战略指挥的华中方面,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又给毛泽东发密电,说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因此,山东与华中两地,特别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传开了“陈毅不会打仗”的话。


外交困,莫此为甚。


这自然是重新回到华东战场,意气风发的陈毅始料不及的。


这些情况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看法。


当初陈毅很希望去东北,而不想回到令自己头痛的华中。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一力促成的。


陈毅曾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则宽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与毛泽东对话的起因,是担心自己去后,与华中一把手饶漱石的关系搞不好,会被架空,从而影响到工作的开展。


但眼下他是绝对权威,饶漱石并没有在华东,一直作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顾问在北平、沈阳之间来回跑,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毛泽东万万没想到情况也同样很糟。


因此,毛泽东决定派当年令蒋介石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统帅、曾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辖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部)的徐向前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作战指挥。


这几乎就是临阵换将了。


陈毅的参谋主任王德后来回忆说:“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明白”的内涵,当然是毛泽东准备改弦更辙,走马换将。


陈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王德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 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


在此情形下,1946年10月4日,陈毅主动给山东野战军主力八师写信,坦率地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


陈毅的“咸鱼翻身”,重获盛名是在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宿北战役之后。


陈毅作为司令员,部队打了胜仗,当然也十分兴奋。


王德回忆说:“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 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


1947年1月后,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正式组建,鲁南、莱芜战役的胜仗打得一个比一个更大,接着,又打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在山东部队的“人气指数”持续上涨。


这年3月份开始,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山东,直取陈粟。


粟裕自有良策。


他搞起了令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头晕”的“耍龙灯”,指挥华野忽南忽北,时进时退,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动作予以迷惑。


这就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四渡赤水了。


许世友这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猛将,是陈粟麾下的九纵司令员,最自豪的是自己敢死队的经历,惯于真枪实刀痛痛快快砍杀,对大兵团运动作战中上级老让自己走路很不理解,也很是郁闷。


这天,他率九纵奉粟裕之令,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刚从坦埠出来,累了个半死。不料粟裕一个电话,又要许世友马上回去。


许世友一听,火气陡然爆发出来,脱口而出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陈毅听到电话里声音不对,便接过电话,说:“刚才粟司令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这时候,许世友身边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聂凤智,很会“来事”,知道老许不妥,连忙抢过他的电话,说“坚决执行命令”。


最后,孟良崮战役因此成为粟裕军事生涯最得意之笔,全歼蒋介石第一王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大感意外。只不过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哀鸣。整编七十四师的老军长王耀武甚至如丧考妣,仰天悲叹:“有如丧父之痛!”


粟裕这种打出来的威望,也就更加稳实了。


几个月后,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粟裕主持华野总部全盘事宜,后来又干脆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拿着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


从豫东、济南到淮海战役,仗越打越大,“地盘”越来越广,粟裕无令不行,一路顺畅无阻,南中国的天于是便也逐渐成为了明朗的“解放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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