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明治维新〗其实是这样的

近代的中国,不但对西方充满了各种奇怪的胡乱想象,对近在咫尺的日本同样也是如此。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其实是比附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想象当中写了一遍。当然,始作俑者就是康某人,戊戌变法之前就在瞎写日本明治维新史,以此作为自己变法的依据。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对明治维新历史的叙述,以及这种“叙述”的方法,却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学人。简单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帮进步的,要求西化的,代表正义的底层武士们,推翻了腐朽的,保守的,落后的德川幕府,从此日本走上了充满光明的康庄大道。根本就是一场日本版的戊戌变法,“只不过”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这其实是纯粹的胡诌八扯。


而后来中国的对日研究,普遍都是建立在这种胡诌八扯的基础之上。不但养活了大量靠比较“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来混饭吃的砖家叫兽,还经常煞有其事的弄一些新发明出来:兰学的作用啦,三百藩国试错体系啦,什么伊藤博文其实是穿越众,拿着公公知识分子们炮制的“农业—轻工—重工”的正确经济发展顺序原理,把日本振兴了起来。


日本幕末的政治,其实是呈现一种与戊戌变法的政治格局相反的状态。幕府才是主张开国学习西方的一派,而倒幕的主力军,萨摩和长州藩,其实都是攘夷排外的急先锋,换句话说,维新志士们其实不是狗奶众,而更像喝了狼奶长大的日本义和团。伊藤博文年轻的时候,伙同他人一把火烧了英国使馆的工地,还准备砍杀英国公使,后来被藩主阻止。至于他去英国留学一事,其实一共才去了一年,而且是为了完成他老师的遗愿,去当间谍,而不是朝圣去了。之后他出身的长州藩,在马关架起大炮,无差别轰炸外国过往船只,导致多国联合舰队报复,将长州炮台炸平了,而他的同门师兄弟,如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都是炮击事件的参战者,后来被从炮台废墟的死人堆当中背了出去。萨摩藩同样离谱,代藩主岛津家久带队1000人,当街砍翻了几个英国人,一死两重伤,史称“生麦事件”。后来此事引发了英国军舰的报复炮击,萨摩藩的炮台与部分城市,工厂等均被摧毁。

当然,那之后确实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战下来,萨摩和英国居然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当时更加亲法的幕府。两藩瞎搞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却要由拼命阻止他们瞎搞的幕府承担,幕府为这事气不过去,直接气死了一个将军,真是一箩筐的杯具。当然,这里有一些日本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对英国来说,萨英战争是失败了,因为本来的作战目的是用武力威胁,但是不用真正动武就能获得赔偿,这是“恐吓外交”,“舰炮外交”的本质,但是作战目标没有达成,还死了分舰队司令(那老哥真点背,一共没有几个英国人被打死,一排乱炮把他和副手打死了)。但是对萨摩藩来说,和如此难以匹敌的对手硬抗,纯粹是“无谋”,而应该遵循战国武家的处事原则:抵挡不了的敌人,就要想办法成为他的盟军,这样才能牟取利益,积蓄力量。

结果两家是一拍即合。英国本来以为“战胜”的萨摩藩会提出什么难以接受的条件,而萨摩却小心翼翼的表达了善意,即答应赔款,不过赔款找幕府要(十四代幕府将军吐血路过……),心怀鬼胎的两家一拍即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未来的新生明治政*府的外交第一课。


倒幕的过程,顺利的一塌糊涂。固然部分是因为萨长联盟被中国的公公知识分子们加持了“全盘西化”的神光,但是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幕府方面其实并没有激烈抵抗就放弃了。明治维新的鲜血,都是在日后的十年多的时间里,逐渐流出的。突然成功的西南乡巴佬们进了江户(东京),应该如何治国是一片茫然的,倒是陆续把幕府过去制定的各种“开国”政策,拿出来执行。而当时真正懂和西方交往相处之道的,是“佐幕派”——原幕府方面的幕臣和翻译们,他们大多对明治新政*府很看不上眼。要么拒绝为新政*府服务(如福泽谕吉),要么干活的过程中给下点绊子,恶心一下这些乡巴佬。这时在倒幕当中没起到多少作用的伊藤博文时来运转了,因为外国政*府要求日本新政*府必须提拔一些可以直接交流的高级官员,而新政*府方面可信任的人极少,冒牌西洋通伊藤就粉墨登场了,获得了信任和重用。当然,作为一个有天赋的人,日后伊藤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西洋通,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这里再插几句,虽然今天大量中国的傻瓜们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归功于“西化”,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最少也差五万四千里。幕府时代的武士们,都是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的教育,幕末维新志士们又多受日本化的儒学“水户学”的影响;倒幕主力之一的萨摩藩,实际掌握藩政的是下层武士团体“精忠组”,维新三杰之二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都是这个组织出身。这个组织受“阳明学”影响颇深,倒幕成功后的维新时代,阳明学继续传播,很多日后有名的日本企业家都受此影响。

当然,可千万别蹦出来一群人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儒学的功劳,又或者蹦出另外一群人说这完全是YY,大久保利通读的是凯恩斯,而西乡隆盛则精通哈耶克,否则没法解释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这两种人同样是傻瓜,又或者是群氓。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固然“西学”在日本形成了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学习和实践这些西学的人,大都是深受“汉学”教育出身的人,同时具备了两种背景,所以才能在实践当中渐渐的形成“和魂西才”,传统与引进的恰当嫁接,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秘诀。不过至今国内还有大把傻瓜把“和魂西才”当做全盘西化的有力证据,可见选择性失明已经让人癫狂到汉字含义都分不清的地步了。同样,西学的传播和人们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而这时日本推行的普及教育,教师大都是过去的武士们担任,课堂上同时传授来自中国的汉学,来自西方的西学和日本武士道的一些内容。

事实上,近代化、工业化从来就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复杂过程,最主要的是,他这个积累过程还很昂贵。所以日本最早开始炼铁活动的藩,都为筹钱而绞尽脑汁,著名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这么出来的。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指导方针的明治新政*府,从建立第一天起就面临财政危机,明治元年,政*府收入360万,支出3000万。之后财政就没有好过,为了筹钱,只能在日本国内刮骨熬油,农民们缴纳比幕府时代还要高昂的税金,武士们大多被扫地出门,一贫如洗,从零开始。为此全国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揆),以及多次大规模的武士集团抗争,都先后被镇压了。连作为倒幕主力的三大雄藩:萨摩、长州(外加一个佐贺)都分别被镇压过一次,土佐武士们本来打算造反,但是看萨摩被镇压后吓得不敢轻举妄动了。(西南战争中,幕府残余势力(可能还有"新撰组"成员)组成的“拔刀队”,以天皇和朝廷的名义砍杀昔日的“维新志士”,十年间,双方的位置竟然调了个个,真是讽刺.)

而国内现在讲到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持续十年的,陆续爆发的农民起义基本闭口不谈,而造反的武士们一律归纳为反潮流的封建余孽,总是试图展现一幅诗情画意,清茶樱花的明治维新群景图,仿佛“立宪开议”,“全盘西化”两大法宝一旦祭起,就“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了。至于如何解释樱花武士们突然之间变为了食人藤,那就哑口无言了,或者把一切过错归咎为“半现代国家”的德国,害人虫俾斯麦毒害了伊藤等维新政治家云云.....

其实历史很多时候都很吊诡,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因素构成的。虽然有些人会念叨偶然都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个人身上的偶然要很久才能必然到大众身上,人们对偶然现象的认识太少了。


明治四年十一月,岩仓使节团出发。名义上是向各个国家递交国书,顺便表达友好交流的愿望,当然其实心里的想法是幕府与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快到期了,急切的希望签署新的平等条约。为什么急切?因为根据这些条约,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而明治政*府是个穷光蛋政*府,想改约后以便收取关税充实财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明治新政*府在国内刚刚干了一件大蠢事,就是“撤藩置县”,后来史学家们当然说这是日本扫荡地方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必然之道。不过当时也是因为财政问题,明治新政*府没钱,惦记着各地藩主们应该有钱,所以对藩主们说:给你们点养老金,到东京当寓公吧,地方上我们负责了。结果除了岛津藩代藩主岛津家久外,大家都一声不吭的收拾行李上路了,本来明治政*府还很得意,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一调查才发现,靠,各地藩库里面老鼠都要饿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欠武士们的俸禄,欠商人们的贷款。因此导致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大内讧,互相斗争很厉害,正好有需要派人去国外改约,顺便打发走一半的阁员,让他们以考察的名义离开,等一年后事情消停了在回来。


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日本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少是极大的加速了步伐,也多少甩掉了一些迷茫。


团长是岩仓具视,因此日后被称为“岩仓使节团”,成员43人,平均年龄32岁,正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均在其中。国内对日本的研究,一般而言,也对此次使节团的意义高度评价,羡慕之情,跃然于纸上。“始惊,次醉,终狂”,渲染也很多。不过一如既往的是选择性失明,就是说,继续把自己找出来的西方神器,扣在日本人头上,并且在想象当中把日本人的成功,当成自己未来的成功。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日本人自己对此的评论。比如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央视拍摄的《大国撅起》系列当中,谈到日本的时候也邀请了他,然后煞费苦心的剪裁,仿佛此人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得益于全盘西化,当然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央视里面懂日语同时又研究过日本近代史的人不多,所以被该老鬼子骗了。

但是这人在日本本国拍摄的纪录片当中,谈到明治维新强调了一点,就是“武士的本质”,武士的本质就是官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国家,所以到了西方之后,看到类似的治国方法,他们会“恍然大悟”的说“原来如此”。就是说,本来就做类似的东西,碰到了更好的东西之后,不是一无所知的茫然,而是突然捅破了脑子当中的窗户纸。所以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并不是如同很多中国人描写的“朝圣”,而是“学习” ,如果不能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公公知识分子们会继续群氓下去。


再有日本NHK拍摄的专门关于岩仓使节团的纪录片,也与中国的“日本”砖家们的视角不同,特意选取了如下场景:


1. 在美国使节团碰到的是国际外交的“残酷洗礼”,也就是说,期待改约的妄想彻底破灭了,改约要留待很久以后,大概30年以后了。


2. 在大英帝国,看到的是“工业大国的光与影”,就是说英国的强大建立在英国是“世界工厂”的基础上,而世界工厂的含义就是进口便宜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赚取差价。但是即使如此,英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普通工人生活很差,社会治安恶化,不仅如此,使节团还碰上了金融诈骗犯,被骗了25000英镑(这事怎么看怎么像14代幕府将军死不瞑目,把萨摩藩该赔给英国人的钱又花了出去);


3. 在小国比利时,嗯嗯,就是那个基本被中国的日本砖家们忽略掉的小国比利时。当时比利时为了换取国家独立,国民们上下一心,努力生产,生产什么呢?生产蕾丝制品和精美的玻璃制品这两种主打产品,出口赚钱后,赎买国家的主权回来,也用这种方法积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这样使节团们很惊讶:

“这里让我们的感慨,比美英法三大国还要更深”,

“这就是和平中的战争啊(这句话确实很像武士们该说的话)”,

“在以国民自主为本的经济实力方面,虽是面对大国(的压力),也不足惧,虽是小国,也不得小看。”

“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秘诀,就是自主精神”。


4. 在德国,一些中国人眼里明治维新当中最大的坏蛋,巫婆俾斯麦登场了。使节团到来的2年前,德国由一个分散的封建领主国刚刚完成统一,从全国总体来看,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正在准备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情况与日本有些类似。俾斯麦对来访的使节团传授了追赶西洋大国的秘诀——小国存续的方法——或者说是灌下了巫婆毒药:“大国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遵守国际法,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会立即付诸军事行动。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小国要维护主权,也必须要依靠军事力量,因为只有各国力量对等,才能不被侵略,维护主权,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社会”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小国日本,也傻傻的认为,遵守国际法非常重要,因此对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刮目相看。


明治六年日本使节团回国后,很快发动了一次政变,把留守内阁成员(如西乡隆盛)基本都扫地出门了。这时开始了某种有明确目标性的“维新”,而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众造反,之前西南雄藩们的工业化实践成果,富国强兵的产业,以及执行的人才被统合。日本开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奔跑了,政治学德国,精神学比利时,工业学英国,殖产兴业,其实就是抵制外资,赔钱也要自己发展工业;建立近代军备,并且时刻准备镇压国内的“坏蛋”,管你是交不起地税的农民还是净身出户的武士,敢造反一律干掉。“撼山易,撼政*府的决定难”!好一个“开议立宪,万机决于公论”的好政*府啊。


外交改约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为了显示日本是个文明的国家,不惜在本来就没钱的背景下,耗费巨资建立“鹿鸣馆”,像西洋外交官们展示吃牛肉,跳西洋舞的日本官员(及夫人),在这同时,暗中积聚军力,为日后谈判强化软硬两手的筹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按部就班的模仿西方,产业链条一口一口的安排人进行系统研究,陆续建立相关机构。商人们在太平洋上四处奔波,推销质差价廉的日本货同时,还不忘替日本贫困家庭解决再就业问题——虽然都是贫困家庭的女子再就业。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是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和魂”在燃烧,燃烧的和魂,就是学习西才的原动力。在和魂当中包含的固有成分,受“欧风美雨”的浇灌,茁壮成长。


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走近代化的康庄大路,这些事情说起来的时候,总是比做起来容易的多。学习什么?什么才是“西方”?如何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后达成什么效果?是否有学习的条件?这些都是需要理性和复杂的思考的事物,对19世纪末以后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个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做不到,拜神念咒则很容易,所以出来了一堆开头提到的“学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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