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不敢打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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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一个月以来,菲律宾在我国中沙黄岩岛海域不断制造事端:袭扰中国渔船,提出国际仲裁,给黄岩岛改名,欲去除岛上与中国有关的标志……菲律宾侨民组织拟于5月11日发动大规模游行,事态似乎正走向不可逆转的“战争轨迹”。7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称,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中方做好了应对菲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 1994年12月底,为配合南海渔政部门建设渔港需要,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部门专家,派向阳红14号考察船,对美济礁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多学科珊瑚礁环境调查和勘测。在这次科学考察中,南海分局梁松局长担任

近一个月以来,菲律宾在我国中沙黄岩岛海域不断制造事端:袭扰中国渔船,提出国际仲裁,给黄岩岛改名,欲去除岛上与中国有关的标志……菲律宾侨民组织拟于5月11日发动大规模游行,事态似乎正走向不可逆转的“战争轨迹”。7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称,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中方做好了应对菲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

1994年12月底,为配合南海渔政部门建设渔港需要,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部门专家,派向阳红14号考察船,对美济礁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多学科珊瑚礁环境调查和勘测。在这次科学考察中,南海分局梁松局长担任领队,我和科技处长许进耕担任了考察队的正副队长。并联合了某海洋研究所申宪忠、叶银灿、陈伯镛等研究员和他们的技术队伍,就水文气象、定位测绘、工程地质等专业分头进行技术准备,并订制了在礁区作业的专用小艇。

1995年元旦,4000吨级的向阳红14号科学考察船满载考察人员、仪器和设备,离开码头,出珠江口,乘风破浪向南沙群岛驶去。浩瀚的南海无风三尺浪,在冬天更是风大浪高,考察船行驶了两天多才到达美济礁外围,路上有时船只摇摆倾斜达30多度,不少人晕船呕吐,而我天生不晕船,总是跑到甲板协助船员固定仪器设备。

美济礁是一个椭圆形的珊瑚环礁,顶部全由珊瑚构成,东西约9公里,南北约6公里,环礁内泻湖面积约36平方公里,水深20米~30米。礁盘以外约1公里处,水深可达千米以上。环状的美济礁顶部有两条潮汐通道,大的一条有四五十米宽,恰似为船只出入准备的航道,考察船进出毫无问题。我们是在海水高潮期进入的。经过通道时,看到深海处深蓝色的海水,在环礁的浅水处逐渐变成浅绿色,煞是美丽。考察船在泻湖中抛锚时,礁外巨浪翻滚,而环礁内却是微波荡漾,大吨位的考察船纹丝不动,大家都欢呼住上了海上旅馆。我们进入美济礁的前几天,在礁盘上建设高脚屋的工人已在进行作业。这是第二代高脚屋,以钢铁为骨架。由于海水腐蚀,它们只能使用两三年时间,以后要被第三代的钢筋水泥高脚屋所代替。由于有了这些建设者作伴,我们在这里并不感到寂寞。

第二天早晨开始正式作业。考察船就作为母船,只靠一条小艇在泻湖内和礁上作业。一组同事趁低潮时在礁盘埋设了考察碑,标志着这是我国的领土;水文仪器悬挂在浮标上作自动测量;测深的小艇则在泻湖内来回穿梭扫海,以获得精密的水深资料。最困难的工作还属在礁盘上钻探作业,环礁内的波浪虽然撼动不了大船,但对小艇的平衡却影响巨大,加上条件限制,不可能携带大马力钻机,珊瑚礁又很脆硬,因此,钻探进度缓慢。在作业约一周后,一艘两边带平衡鳍的小艇突然闯入了泻湖,经询问,自称是菲律宾的渔民。我们向他们说明,美济礁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友好往来,就让他们离开了。在我国海洋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作业的时候,船员们则比较清闲,不少人用自制的工具钓鱼。南沙群岛的鱼见人的机会不多,很容易上钩,于是,后甲板上很快就晒满了鱼干。

南沙的阳光的确厉害,即使在冬天,我们只工作了十几天,脸就晒得很黑了,甚至有些人面部被晒了脱皮。我们在预定时间完成任务后,获取了大量的技术数据,为美济礁的进一步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临别前,不同单位的科技人员和船员们,纷纷合影留念,庆贺十几天的成功合作。

我们回到广州时,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此时,春节已经悄悄临近。然而,我们稍事休整之后,又投入了紧张的资料数据整理分析工作中。

在我们进行这次考察以后,美济礁开始有了长驻该地的船只和人员,他们承担着生产和管理的日常任务。

90年代中国收复南沙美济礁全记录

1995年1月底一艘被我海军释放的菲渔船船长向菲政府报告:他和他的船员在美济礁被中国军队拘留了一个星期,而且,中国正在美济礁修建建筑物,中菲争端由此开始。2月2日,菲律宾军方即派一艘巡逻舰和一架侦察机到美济礁证实这位渔船船长的报告,结果发现礁上有中国的建筑物。2月8日,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就此事发表讲话,声称菲律宾政府已通过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对中国军舰出现在美济礁提出抗议。他指控中国军舰“侵入”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沙海域,并在菲律宾“所属”的美济礁建造军事设施。谴责中国的行动是“违反国际法和1992年马尼拉东盟会议有关南中国海宣言的精神与要旨”。

菲国防部出示一些中国军舰在美济礁附近的照片,其中包括一艘玉勘级两栖登陆舰和一艘大志级潜艇支援船。另外,菲还出示一些照片显示,中国在美济礁上建造了4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群都有钢管支撑(按我们现在的叫法就是第二代高脚屋),因为美济礁会在长潮时被海水淹没。当时,我国先后在美济礁4个方向共修建了13座2代高脚屋,这种高脚屋已经具备基本防守能力。

对于菲律宾政府的这些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健解释说,中国在美济礁上的建筑,是“为了保护在南沙海域作业的渔民的生命安全,是一种生产设施”,“中国方面从无拘留,也无逮捕任何菲律宾船只,也没有在美济礁上建立任何军事基地”。然而,菲律宾方面无视这些解释,随即做出军事反应,把所有的战斗机调到南沙群岛,在卡拉延增加驻军。并于三月底出动海军,把中国在五方礁,仙娥礁,信义礁,半月礁和仁爱礁等南沙岛礁上设立的测量标志炸毁。甚至派出海军巡逻艇,在空军飞机的支援下,突然袭击了停靠在半月礁附近的4艘中国渔船,拘留了船上62名渔民,指挥他们“非法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捕鱼”,“非法破坏海洋自然环境”(注:盛力军:《中菲南沙之争的危险发展》,载《明报》月刊,1995年5月号。)。5月13日,菲律宾军方蓄意将争议升级,组织了38名本国与外国记者,分别用船只和直升飞机载运到美济礁进行所谓的“采访”,企图使美济礁事件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然而,当载有这些记者的船只驶近美济礁,企图强行进入美济礁时,正在这里执法的中国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中国渔政34号”船接到上级命令,要将对方拦截在美济礁8海里之外,万一不行,将不惜一切代价将34号船打横、沉没于美济礁主航道中,誓死不让敌舰进入美济礁。此时,35号船全体船员只有一个念头:“人在、船在、礁在、国旗在”。他们与对方配有两架武装直升机的登陆舰和配有7门大炮的护卫舰周旋了8个多小时

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平息,但是中菲双方的角力并没有停止,一些外国研究机构也加强了对南海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IRS-1C卫星图片同样可以看到美济礁上4个建筑群,同时还显示出美济礁的礁盘结构,泻湖以及连接外海的通道,泻湖里有一些小礁石,北部外缘有沙滩。

此照片摄于1997年9月4日,在美济礁上有4个明显的雷达阴影(图中4个小圈),在泻湖中有一艘约68米的船只(照片精度5米)。

此照片摄于1997年11月10日,只有2雷达阴影(图中4个小圈)出现在美济礁北部和东部,在泻湖中有一艘约71米的船只(照片精度5米),由于照片模糊,没有判读出其级别;如果此船是中国的话,可能是福林级补给船,延南级调查船或玉田级布缆船。

1998年的年底,再掀风云……

1998年10月,菲律宾重新把美济礁事件挑起。他们拍了一组中国船在原建筑旁卸货的空中侦察照片,指责中国在美济礁扩大“军事建筑”。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亚历山大·埃格里(Alexander Aguirre)将军说,这些建筑“可以被用作渔民避难所之外的目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奥兰多·默卡多(Orlando Mercado)亦说:“我对他们在美济礁建造的东西感到怀疑”。为了扩大事态,他们不惜故伎重演,于11月29日派出海军把在仙娥礁附近捕鱼的20名中国渔民拘捕,投入巴拉望岛普林塞萨港的一个牢狱里。他们原以为藉此可挑起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但这些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无暇顾及此事,东盟秘书长罗多尔福·塞弗里诺(Rodolfo Severino)说:“我们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经济问题”。于是,菲律宾只好求救于一位影响较小的美国低级官员——共和党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彻(Dana Rohrabacher)。这位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资深会员于12月10日乘菲律宾空军C—130运输机飞过美济礁上空。他煽动说:“当我们飞过上空时,看到中国人正在拼命地建筑这些防御工事。我们看到焊光闪烁,看到恐惧与不祥之兆。中国人把战舰派到离其海域数百海里,为的是夺取一个邻国的领土。”他指责克林顿政府企图淡化美济礁事件,以阻止国会对其中国政策的批评。他发誓支持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要求美国在装备上支援菲律宾海军。在这位美国议员的鼓气下,菲律宾政府似乎更忘乎所以,扬言要把美济礁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但是,中国方面坚持说,在美济礁建造的是渔民避风场所,在工作开始之前就已事先通知过菲律宾驻北京大使,菲律宾所提供的空中照片与事实不符。双方举行了多轮谈判,中方代表坚决表示,争议只能通过双边谈判,反对多边谈判与国际化,也不同意菲律宾提出在4年内拆除美济礁上所有建筑的要求。

从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初的几个月里我国工人在海军护卫舰的保护下,在美济礁修建了4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3层建筑,使该岛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永久前哨。菲总统埃斯特拉达曾命令菲海军前往封锁们美济礁的进出口。但菲外长很快为埃斯特拉达改口,对外“阐明”了总统的“意图”,他告知媒体说,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原意时让菲海军加强对美济礁的监视。事实上,埃斯特拉达是想用武力封锁美济礁的,但遭到菲海军方面的劝阻,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是敌不过2艘在附近游弋的中国海军“江湖”级护卫舰。

美济礁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以两次海战为镜

1974年,西沙保卫战收复了西沙诸岛。1988年,赤瓜礁之战首次实现对南沙主权的实际存在。

记者—应 琛

近段时间,中菲在南海上的持续对峙在引起世界关注的同时,也让人们不禁回忆起历史上与中国有关的两次南海冲突。1974年,中国为捍卫西沙主权,与当时的南越海军激战一场,收复了西沙诸岛。1988年,为捍卫南海主权,中越间爆发了“赤瓜礁之战”,首次实现我国对南沙主权的实际存在。

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追溯历史,正是因为有了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坐镇指挥了两次海战,西沙群岛才有了今天的完整,南沙群岛中也有多个岛礁能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近日,海权战略问题专家倪乐雄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在对两次战役进行回顾和点评的同时,也分析了中菲对峙事件及其未来发展走势。

西沙保卫战:一场正义之战

《新民周刊》:1974年的西沙海战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战的?

倪乐雄:当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与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在欧洲对峙。在亚洲,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在漫长边境线军事对峙,中美关系则在尼克松访华后迅速缓和。

另一方面,美国正准备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联手在亚洲对付苏联集团,以便对苏联集团形成东西夹击态势。为了在撤出越南后,南越政府能够自保,美国给了南越政府十几艘旧军舰。自我感觉良好的南越政府便在西沙肆无忌惮起来,想搞点“政绩”以巩固国内政权的合法性。

那个时候,新中国由老一代革命家主政,对主权立场一贯坚定,鉴于当时我国无“国家海上生命线”之忧,并判明没有国家会帮助南越侵略行径,于是毅然决定武力痛击,并在海战获胜后乘势收复十几年前被占岛屿,将西沙实际控制在自己手中。

西沙之战可以称之为一次完胜。南越政府实际上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习惯称之为“西沙保卫战”,是否也是从性质上给了它一个定性,表明我国的立场?国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倪乐雄:西沙之战对中国来说,其性质就是保卫领土、捍卫主权,驱逐侵略者,这没有任何异议。

西沙保卫战结束后,国际舆论和各国高度评价并支持中国捍卫主权的行动,南越当局驻联合国观察员提出要安理会介入南海争端的要求也被拒绝。

此外,美国持“不干涉政策”,断然拒绝南越当局要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强烈谴责南越当局的侵犯。

但比较诡异的是,当时我们大力援助反抗美国侵略的越南北方政府却发表声明:感谢中国政府帮助越南北方收复被南越侵占的岛屿。当然,中国政府对此声明并没有理睬。从该声明可以看出,北越随着胜利在望,采取了出尔反尔的行动,否认先前承认南海所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的庄严声明,这也为后来侵占我南海岛屿打下了伏笔。

《新民周刊》:现在看来,西沙之战完胜的意义何在?对南海上的局势有什么影响?

倪乐雄:西沙“1·19”海战表明,我国想要完全彻底收复全部南海主权,依赖谈判很难达到目的,正义地使用武力可能是唯一正确途径。放弃使用武力,别人永远赖着不松手,你就无可奈何,这是常识,不用多费口舌。

与今天的形势相比,当时世界几大股势力主要冲突焦点是西欧、中东、中苏边境,根本无暇顾及南中国海,美国正从东南亚、包括南海地区撤出作战略收缩。而当下欧洲方面已无后顾之忧、中东虽有动荡但程度远非当年阿以冲突激烈可比,且有北约帮助看守。美国又将主要战略重心移往亚太,并以南海为楔入点。这多多少少使我们对动武有所顾虑。

“3·14”海战:实现南沙主权

《新民周刊》:1988年,中越间在南海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历时较短的“3·14”海战,这次海战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倪乐雄:这次交手也被称为“赤瓜礁之战”或“3·14南沙之战”。

1987年2月,联合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会上决定在全球海平面建立统一编号的海洋观测站,并要求中国在南沙群岛建设一个海洋观测站,编号为74号。 我国决定把74号海洋观测站建在水暑礁。

在这之前,越南早已侵占南沙群岛的20多个岛礁,中国虽然一再声明南沙是自己的领土,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在南沙群岛执行过国家性质的任务。所以,中国要借执行这次联合国交付的科考任务,落实自己对南沙主权的实际存在。越南也看到了这点,故派出海军船只进行阻拦,由此便爆发了“赤瓜礁之战”。

当然,因中越海军实力悬殊,此战仅仅进行了不到28分钟,中国海军大获全胜。这场规模不大的中越海战,在当时,可以说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新民周刊》:当时中央的决策背景是什么?

倪乐雄: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让越军在我强大的武器装备面前,知难而退,兵不血刃达成目的;二是如果越军首先开火阻挠就坚决反击,武装占领。

从我们当时需要的国际和国内和平环境看,我们当然非常倾向第一种方案,借“威慑”解决,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样,也非常想避免使用第二种方案,但这由不得自己,还取决于对方。

当双方在赤瓜礁对峙,我方士兵将越南国旗拔掉时,越军士兵居然首先开枪向我方射击。于是,原本一小时武装对峙时都不开枪的“潜规则”突然被对方打破,随时做好开火准备的双方一下进入激烈交火状态。

由此,我方最希望的“威慑取胜”方案不得不放弃。在前线指挥官陈伟文将军敏捷果断的指挥下,干净利索赢得完胜。

《新民周刊》:如今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次海战?

倪乐雄:当时国际上冷战已接近尾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被冷战对峙拖得筋疲力尽。美国在越战中伤了元气,正在舔舐自己的伤口。苏联经济上快破产,濒临解体。故而中国在南海发威,无人敢实际横加阻挡。

此战结束后,中国占据和实际控制了永暑礁、华阳礁、东门礁、南薰礁、渚碧礁、赤瓜礁共6个岛礁。我们在南沙群岛首次有了立足点,首次实现了对南沙个别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实际存在。

同时,与南沙侵占国近距离武装对峙,强烈地显示了我们捍卫南沙主权的决心,给所有侵占南沙的国家造成巨大心理震撼,为之后无论何种方式彻底收回实际主权取得了前进基地。它对今天的南沙诸岛之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民周刊》:当时为何没有一举收复整个南沙群岛?

倪乐雄:当时,中国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不久,刚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亟需国际上和周边地区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又恰逢拖了十年之久的中越边境战争临近结束,故而有南海之争影响国内经济建设大政方针之虑。所以,我们没有放开手脚,像1974年的西沙之战那样,乘势收复整个南沙群岛。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当时有能力收复,下决心的话,也能守住。但后果很可能是越南倾全力来争,因为有越苏军事同盟和对美作战后产生的破罐破摔的一股子蛮劲,这样一来陆上海上战火重启,将严重妨碍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长远战略任务。这也是当时比较现实的顾虑。

没有一举收复南沙群岛,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国际化”且不宜动武的麻烦。到底怎样来评估其中的“得”与“失”?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在一个历史时间段的利益取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不必后悔当初。那些“如果当初一举收复也就没有今天的麻烦”之类观点是缺乏思考的,充满疑问的,因为“一举全部收复南沙群岛”后越南如何反应,反应是否影响国内稳定?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但历史上隋炀帝三征高丽直接导致天下大乱、王朝崩溃却记载在案,罗马帝国在同日耳曼族长期消耗战中衰败也记录在案。

此战给国际社会震动较大,特别是卷入南海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它们认为这是中国将来强大以后扩张的一个信号,也因此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早期依据。

中菲对峙:不发生军事冲突为底线

《新民周刊》:历史上的这两次中越之战,我国当时的海军实力分别是怎样的?

倪乐雄:西沙之战就海军方面而言,过去南海舰队不是海防重点方向,重点在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前者拱卫京畿,后者警戒美、日及台湾地区,故南海舰队配置军力不强,也没有调用北海、东海兵力增援,加上美国送了南越几艘大舰,所以西沙之战南越海军在吨位、火炮口径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对方装有127毫米口径的火炮。

我方以弱胜强的关键因素是:战术得当加英勇顽强,避免远战,以高速逼近高大敌舰,进入对方大部分火炮的射击死角,在百米内抵近射击,充分发挥了小口径火炮威力,甚至把手榴弹扔上敌舰。取得重创三艘、击沉一艘的辉煌战绩。这也是明末郑芝龙水师澎湖海战中战胜荷兰殖民舰队使用过的战术。

反观南沙“赤瓜礁”之战,海军和陆军我方均占绝对优势,横打竖打都是赢。实际战斗都在几十分钟内解决。

《新民周刊》:你刚刚说过,之前南海不是我们的防卫重点,那么是否之前并未认识到南海对于我国的重要性?

倪乐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家海上生命线”软肋,南海成为生命线的一部分,在与外部发生重大冲突时,必须考虑对手切断我们“国家海上生命线”的情况。

失去南海,第一,也就失去海上生命线的可控部分;第二,从军事角度看,也就没了辽阔的海防纵深,国防线压缩到海南岛一线;第三,经济上丧失了众多海洋生物、石油、燃气等海洋资源;第四,以后与邻国发生纠纷时,极易激发对方在领土要求上的贪婪。

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中国成为现代海洋大国,并以“外向型经济”作为国家主要经济生存方式的话,那么南海无疑是决定中国盛衰存亡的最关键地区。

《新民周刊》:目前,我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上已经对峙长达一个多月了,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因为几条渔船么?

倪乐雄:在我看来,菲律宾想利用中国“十八大”换届和薄熙来事件乘中国高层无暇集中精力顾及外部之际,在侵占我南海主权上占些实际便宜。从长远来看,是中国崛起时必然的捍卫主权的利益诉求。以往,国家崛起都是有标志的,不是你的地方你占了,不是你的东西你拿了,哪有崛起的国家把老祖宗留下的江山让蕞尔小邦公然蚕食而无所作为?

建构主义理论的“身份决定利益”在南海问题上得到了验证。说到底是崛起的大国身份与南海领土被蚕食的严重不对称。南沙群岛属于中国,五六十年代以后,南海一些国家才开始非法占据,而我们因改革开放大计和和平崛起的诉求,对被他国占领一直持暂时忍让的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和平的底线,过了底线就会考虑武力解决。国家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行为模式,菲律宾当然仔细研究过中越西沙之战和南沙之战的起因,应该不难判断中国的底线在何处。

《新民周刊》:从媒体报道上看,菲律宾此次的强硬态度并不多见,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倪乐雄:虽然对峙已有些时日,但似乎双方还是有共识,就是以不发生军事冲突为底线。因为和平手段没有用尽,强硬也好,不强硬也好,要避免军事冲突就不要碰及中国的底线,底线也不止一条,比如对峙也是可以的,但要讲规则。“赤瓜礁之战”主观上很想避免,也是武装对峙,但开枪就触及底线了。

《新民周刊》:有媒体做过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网民支持用武力解决此次争端,你的看法呢?

倪乐雄:媒体调查表明用武力解决获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民众支持是政治家决策时的重要因素,但相对而言,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范围更广更多,他们要直接对国家利益负责,要考虑种种后果,而后果的事先判断非常之难,因而政治家就表现得比较保守。

是否有必要使用武力,主要取决于使用武力的一方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短期内限时限地一定要收复领土,和平手段又全部失效,就有必要考虑使用武力了。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是另有其他打算,至少眼下不必也不会轻易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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