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怒斥部下:土匪都打不了 还有什么脸再干

陈继承 收藏 27 18402
导读:民国时期中国的匪患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10年里,很多报纸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而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匪患最为厉害。山东的鲁南地区是土匪的老巢之一,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仅临沂就有匪伙50余股。他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大者万余众。据后人统计,1912——1935年的山东省境内107个县,竟然84个县有土匪盘踞,其中仅势力较大的土匪就有370多股。其中孙美瑶、张鸣九、刘黑七等实力尤为强大,部属强盛时多达数万。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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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的匪患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10年里,很多报纸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而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匪患最为厉害。山东的鲁南地区是土匪的老巢之一,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仅临沂就有匪伙50余股。他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大者万余众。据后人统计,1912——1935年的山东省境内107个县,竟然84个县有土匪盘踞,其中仅势力较大的土匪就有370多股。其中孙美瑶、张鸣九、刘黑七等实力尤为强大,部属强盛时多达数万。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祸。匪患严重破坏了百姓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生产,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心理的恐慌。人口和财产的损失更是庞大。土匪为祸地方的手段多种多样。绑票,即架票勒赎,是土匪索取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如果土匪绑架到一户富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就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要。土匪不仅抢劫普通士绅,还常常在交通要道,抢劫汽车、轮船,乃至占据火车站。政府机关和外国人往往也是土匪眼中的“肥羊”,不能幸免于难。1923年5月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民国初年,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主政山东之时,政局相对稳定,政府有余力剿匪,匪患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张宗昌主政山东之后,导致匪患遍地。1930年9月5日,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自此始,迄至1937年秋韩复榘退出济南,主政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韩复榘为了巩固其在山东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上任后提出的“四项行政任务”之一就是剿匪,也可见其对剿匪的重视程度。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巩固其统治,韩把剿匪清乡列于施政纲领之中,不断训令、布告晓喻军队、地方党政及广大百姓,要求同心协力肃清匪患。为此还专门制订《守城剿匪办法》、《山东省民团剿匪奖惩办法》等条例、规定。训令部队、地方长官、民团组织等严格执行,有匪入境,合力兜剿,“不得借故无力抵御,相率走避”。剿匪有功者赏,不力者罚,并把这作为考核公务员的重要内容。韩复榘在1930年11月公布了《验枪办法十条》,对民间枪支加强管理。严格规定民间持有枪支的数量,并加以烙印甄别。此外,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禁铁工厂私修枪械,违者即严加惩处。


韩还采取了剿匪与“清乡”结合、军民合作的做法。他主张组织民团、联庄会等地方武装,培养民众自治、自卫能力,县长要按时下乡,召集民众讲演剿灭办法,以期弭患于无形。为拔除土匪窝藏地点,他把剿匪与“清乡”结合起来。他自任鲁豫清乡督办兼山东省清乡总局局长,在开封设督办署,在济南设山东省清乡总局,在土匪活动的重点地区设立清乡司令部。为对付土匪,采取“以匪制匪”的特殊办法,重用熟悉土匪的“降匪”组成“特别侦探队”,以侦探土匪行踪,成为韩复榘剿匪的利器。“特侦队”下设两个大队,以“降匪”刘耀庭、张步云为两队队长,直接受第三路军总部领导,实际是韩亲自指挥。当时山东没有战事,军队的经常性任务就是剿匪,剿匪之战斗几乎无日不有。遇有特殊情况,他亦亲自督阵清剿。


当时鲁南山区有土匪三大股:孙美瑶股,约3000人,据有抱犊崮;尹土贵股,亦约3000人,据蒙山;王百川股,据良崮(临朐境)。韩复榘“誓必扫清巢穴”,亲自任总指挥,以第三路军为主力,协以友军分路进剿鲁南各匪。韩复榘亲临前线督剿,各军配合形成对土匪包围之后。4月16日,韩下达总攻令。土匪则凭借天险,在山上筑石垒顽抗。韩下令放火烧山以去其屏障。韩复榘电令剿匪各军:“凡捕俘匪首领者赏洋五千元。”继又电令各军“获匪一律枪毙,通匪一律枪毙”。至中旬,土匪被歼十之六七。针对土匪占据抱犊崮有利地形,据险顽抗,他下令予以根诛:对匪区除妇孺外,凡15岁至50岁男子,如无“连环保”者一律枪决;并将抱犊崮山区藏匿土匪的村庄择要焚毁。至5月4日,鲁南抱犊崮土匪基本肃清,被捕土匪多被当场杀戮。到1933年1月,鲁南土匪基本被肃清。当时的天津《大公报》积极评论了对抱犊崮的清剿,“事系华北之全部治乱”,认为他“躬自督策”,“不但是为地方除害,且为国家纾莫大之隐患”。


刘桂棠,即刘黑七,民国山东巨匪。韩复榘于1934年3月21日亲率手枪旅两营赴泰安坐镇指挥围剿,强调刘匪不绝,绝不发饷,来提高部队的战斗积极性。3月21日起,韩军与匪军先后在梁山、郓城、安驾庄等地接战三次,将匪击溃。4月中旬,当韩复榘再次听到刘黑七的残部逃走后,气得发疯,要亲上前线剿匪,还跳脚大骂:“这么几个土匪都打不了,我们还有什么脸再干。”后韩复榘又派大军追击残匪,并请中央空军飞机支援,经过40天的战斗,最终刘黑七的匪部被全歼,刘黑七仅只身逃到天津租界。韩复榘因匪首刘黑七的逃脱深感愧疚,乃向国民政府辞职,后因蒋介石挽留而留任。隐藏在租界的刘黑七匪心不死,曾几次派人到山东活动,都被“特侦队”抓获。韩复榘随后雇刺客进行刺杀,刘黑七身中三枪,竟然未死。


韩复榘对土匪的清剿安定了地方社会。然而随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局混乱,战事频繁,山东各地的土匪又死灰复燃,重新为祸地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土匪问题才真正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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